日前，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改革攻坚，教育有三块硬骨头。第一块，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达到80%。即使这两个指标达到了，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还不能根本解决，因为要面对放开二孩政策后每年新增的适龄人口。第二块，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特别是在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怎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解决学生自愿性失学的问题，把义务教育巩固率提高到95%。第三块，到2020年建立中国特色的高考招生制度体系，带动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措施。
面对这三块硬骨头，中国教育未来的改革攻坚，还任重道远。
学前教育：完善经费保障，解决教师补充等困难
长期以来，学前教育是我国教育的“短板”。党的十八大以来，学前教育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与2009年相比，2020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增长了74%，在园幼儿增长了66%；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7.4%，提高了27个百分点。从普及水平看，我国学前教育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覆盖城乡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正加快构建。
但我国学前教育也积累了一些问题。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一是资源总体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城镇新建小区、城乡接合部普惠性资源严重紧缺，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仅为59.6%；二是教师队伍跟不上。幼儿教师难以列入编制，导致教师补充困难，给未来留下隐患；三是运转不够稳定。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公办园生均拨款制度和普惠性民办园补助标准，多数幼儿园几乎是靠收费维持运转；四是一些幼儿园特别是农村幼儿园存在“小学化”的倾向，不利于幼儿健康成长，还干扰了小学起步教学。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当前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有没有幼儿园上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在家门口上收费合理、质量较高的普惠性幼儿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焱说。
面对第一个硬骨头，陈宝生给出的民生“红包”是，到2020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要达到85%，还有普惠性的幼儿园要占到幼儿园的80%以上。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下一步发展学前教育，将进一步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在普及达85%和普惠达80%上下功夫，重点加大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幼儿园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强幼儿园建设与城镇化、二孩政策的衔接，尤其是在城镇新建小区建设普惠性幼儿园；积极推动地方加快建立健全学前教育经费保障和教师补充机制，着力建立学前教育成本负担机制，解决幼儿园在教师补充、工资保障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加大无证园清理规范力度，实施科学保教，尽快扭转和纠正“小学化”倾向。
义务教育：建立控辍保学机制，提高上学吸引力
义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基础性、公益性事业。“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建立了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义务教育覆盖面、入学率、巩固率持续提高。”不少专家指出，“但受办学条件、地理环境、家庭经济状况和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一些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岛地区仍不同程度存在失学辍学现象，初中学生辍学、流动和留守儿童失学辍学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这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为了有效抑制辍学现象，首先要坚持依法控辍，建立健全控辍保学工作机制，履行政府法定职责。完善行政督促复学机制。督促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依法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学校要建立和完善辍学学生劝返复学、登记与书面报告制度，加强家校联系，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辍学学生劝返复学工作。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送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建立义务教育入学联控联保工作机制。
“同时要做到提高质量控辍，避免因学习困难或厌学而辍学。”吕玉刚介绍，要提升农村学校教育质量，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和吸引力，让孩子们从小愿意上学。因地制宜促进农村初中普职教育融合，提供多种成才渠道，使他们升学有基础、就业有能力。建立健全学习困难学生帮扶制度，针对学习困难学生学习能力、学习方法、家庭情况和思想心理状况，切实加大帮扶力度，使他们增强学习兴趣。
还要落实扶贫控辍，避免因贫失学辍学。吕玉刚介绍，要精准确定教育扶贫对象，把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作为脱贫攻坚重点对象，特别是把残疾儿童、残疾人子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留守儿童、直过民族地区适龄儿童作为重中之重，按照“一家一案，一生一案”制订扶贫方案。同时要强化保障控辍，避免因上学远上学难而辍学。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布局，处理好坚持就近入学为主与合理集中寄宿的关系，解决农村学生上学远和寄宿学生家校往返交通问题。
高招改革：细化综合素质评价，提高教学管理水平
今年6月，上海、浙江两地率先进入的“新高考”时代，是教育综合改革中最复杂、最难啃的“硬骨头”。“首届新高考虽然实现了平稳落地，但到2020年建立起中国特色高考招生制度体系，仍然任重道远。”有专家指出。
高考改革，一方面触动的是高中阶段的教育教学方式。学生有了选课权、选考权，意味着“走班教学”将成为重要的授课形式。而无论是“6选3”还是“7选3”，科目组合方式的增多，实际上是对师资数量、教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说：“过去我们习惯通过行政管理的方式进行教学，而要实现走班上课，一方面存在师资、场地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则需要更高水平的教学管理，需要老师们用教育的智慧、教育的艺术来实现与学生的平等对话。”
“新高考”采用专业填报志愿的录取方式，也会给一些考生带来焦虑。在高中阶段对学生进行生涯规划教育，引导学生理性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不少学生对未来、对人生没有思考，新的高考改革也倒逼学生在传统的文理科中交叉选择，发现自己的兴趣点。
另一方面变革的是高校招生与录取方式。在今年上海和浙江的实践中，“三位一体”的综合素质评价录取体系仍然不够健全。同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廖宗廷表示，评价一个学生，除了知识水平外，志向、能力、兴趣等内容也很重要。但如何量化综合素质评价，还有待进一步细化与落实。
“作为育人链条的最前端，考试招生制度，被看做是整个高校办学和人才培养的牛鼻子，尽快建立中国特色的高考招生制度体系，并推动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结构调整，实现内涵式发展，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才有可能尽快实现，我国也才能从高等教育大国尽快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不少高校负责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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