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法政大学在哪里 多地小区要求返乡报备阳过没(返乡不向社区报备会怎...

办学历史
1902—1914年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由清末光绪皇帝御笔朱批设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12日陕西巡抚升允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关于开办陕西大学堂的奏本，其中有光绪皇帝“著即督饬，认真办理，务收兴学实效，单并发”的亲笔朱批。奏本内容表明，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陕西已拨库银二万两兴建陕西大学堂，首批录取的40名学生于1902年3月25日开学上课[8] 。1912年3月，成立了以张凤翙为会长的西北大学创设会，并推原陕西法政学堂校长钱鸿钧为校长，积极筹建西北大学。西北大学最初定名为“关中大学”，1912年10月改今名。其前身为创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关中大学堂，以及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三秦公学等校。其中关中大学堂（1905年改为陕西高等西北大学）位于咸阳、长安两县考院旧址（今西安市东厅门），是为今天西北大学的历史源头；陕西法政学堂（清光绪三十三年成立，位于今西安市老关庙什字万寿宫），是由陕西巡抚曹鸿勋在原课吏馆的基础上，根据北洋法政学堂成规创办的，为民国前培养官吏及法、商人才的专门西北大学，它以后直接成为西北大学早期校舍所在地及专业设置和师资构成的根基；而农业学堂的校址则成为今天西北大西北大学舍的永久基础。这一时期的西北大学设有大学部、大学预科及文科、法律科、商科、边务科、农科等专门部，于1912年春开学。到1913年时，在校学生总数达到1484人（不含从法政学堂转来的甲班毕业生、蚕桑科简易班学生和附中学生）。在1912至1915年间，还向日本送出两批留学生。教师组成除有数名 前清 举人外，多系留日归国学生。西北大学还设有出版部，创办了学术刊物——《学丛》。[9] 西北大学研究人员此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发现西北大学于1913年创办的《学丛月刊》，该刊早于《清华学报》、《复旦》、《北京大学月刊》等学报，仅晚于东吴大学的《学桴》月刊而成为全国最早的乎陆综合大乱慧学学报之一。
正当西北大学初具规模、诸事渐入正轨之时，陕西政局急剧变化。1914年6月， 袁世凯 以扬威将军衔将张凤翙调入北京，遣其亲信陆建章率兵入陕，夺取了陕西都督兼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张凤翙的职位。当年冬，陆建章派兵将西北大西北大学长钱鸿钧逮捕入狱，派关中道尹宋焕彩接任校长。西北大学随之日渐衰落，到1915年春季开学时，仅有学生百余人，于开学不久即被陆建章宣布撤销，改为公立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今西安市第二十中西北大学址）。之所以改为以法政为主的西北大学，其关键是法政为西北大学的学科主干，实际上是保留了西北大学的根基和血脉。而其校政主持者，亦为与西北大学密切相关者。[9]

1915—1923年
从1915年到1923年底，其四任校长中：第一任校长周镛（石生）为原陕西高等学堂监督；第三任校长郗朝俊为原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农科学长，原高等学堂留日法学学士，1946年8月起复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主讲宪法；第四任校长蔡江澄（屏藩）于1923年长校不久，即被任命为国立西北大学重建筹备主任、交际主任兼法科专门部（后改法学系）主任、教授评议会成员等。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不仅保留了西北大学的学科主脉，而且也保留了其优良的革命传统。
1923年，陕西省省长、军阀刘镇华顺应时势，重建西北大学。傅铜、李仪祉相继任校长。在西安讲学的康有为为西北大学书写了校牌。校址选在1912年创建时的原址——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今西安市二十中学），又将市内东大街省教育厅（原陕西日报社旧址）增为预科新校舍。1923年，在曹锟贿选总统的前夕，西北大学经北洋军政府正式批准立案。之后，又将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陕西水利工程专门西北大学、渭北水利局附设之水利道路工程专门西北大学及甲种商业西北大学等并入。[9]

1924—1936年
1924年3月正式开学。全校设四院：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社会科学院（史学系、哲学系、教育学系、法学系）；自然科学院（数理化学系、生物学系）；应用科学院（农学系、林学系、工学系）。以后，按师资、生源情况又设法科专门部、工科专门部、国学专修科和蒙藏文专修科。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建国后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五四时期以著名长篇抒情诗《婉容词》而蜚声诗坛的吴芳吉、著名文学哗顷答家胡小石等均被聘为教授，到校执教。最为轰动的是1924年暑假，邀请 鲁迅 等名流前来西北大学讲学。应邀前来的还有 爱因斯坦 的中国学生、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王栗，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陈定漠， 东南大学 教授陈钟凡、刘文海等。这无疑为闭塞的西北，投下一束文化之光。

1927年1月，国民联军解围入城后，以总司令部名义命令：“以该校（西北大学）所有一切校产经费改办中山学院”。这次收束西北大学和改办中山学院的筹备委员会由王凤仪、李寿亭、赵葆华、刘含初和李子洲5人组成。其中王凤仪为西安被围期间李仪祉离陕后西北大学的代理校长（1925年冬～1927年1月18日）。中山学院筹建时对西北大学低年级学生的去留容纳、高年级学生的函送府考录用或插班，以及旧欠西北大学教职员工工资和外债等均做了妥善处理，方于1927年3月10日正式成立，表明了新的延续性。不少学生继续在该校学习，也有不少进步教师继续留任。由于中山学院系国民联军司令部与共产党合办，故当时在西安中山军事西北大学任教的 邓小平 等人也常到中山学院兼课。[9]

1937—1948年
1937年，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危机，芦沟桥事变爆发，大片土地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平津地区的一些著名高校遭到空前的浩劫，遂有在长沙和西安设立西南和西北两个临时大学之举。1937年9月10日，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为基干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教育部长王世杰任主席，聘任李书华（未到任）、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为筹备委员。随后，又指定北平大西北大学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西北大学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四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商决校务。西北大学下设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6大学院，24个系。临大一开始就遇到极大困难，经多方努力，全校才在西安市城隍庙后街4号、小南门外抗战内迁来的东北大学（今西北大西北大学址）和北大街通济坊三地栖身。经过2个多月的筹备，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学，是为西北大学重建之始。据1938年2月10日统计，在校学生人数总计为1472人。黎锦熙、曹靖华、许寿裳、赵进义、傅种孙、张贻惠、张贻侗、刘拓、岳吉力恒、金树章、黄国璋、黄觉非、章友江、沈志远、季陶达、寸树声、马师儒、袁敦礼、董守义、虞宏正、李仪祉、张伯声、潘承孝、萧连波、李仙舟、吴祥凤等著名教授被聘到校任教。
1937年底，日寇逼近潼关，飞机亦频频轰炸西安。教育部遂令西安临大迁往陕南。1938年3月16日正式迁离西安。师生们步行250多公里，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历时半个多月，到达汉中。全校被分别安置在3县6个地方，校本部设在城固县城。1938年4月3日，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之《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西北大学整理方案》，令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全校设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6个学院，23个系。1938年7月，奉教育部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今天的东北大学）、焦作工学院（今天的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合并，独立为国立西北工学院（1938.7-1950.12）（又名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西北大学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9]
1939年8月8日，教育部又令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国立西北大学，并指定西安为永久校址。同时，原师范学院和医学院亦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大学将原文理学院分为文、理两院，连同法商学院共3院。下设有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等12个系。1939年9月，国立西北大学正式开学。行政体制改西北联大的校务委员制为校长负责制。在城固时期先后由胡庶华、陈石珍、赖琏、杨宙康、刘季洪出任校长。这一时期新聘任的著名教授有赵学海、刘鸿渐、姜琦、杜光埙、高文源、卢峻、于赓虞、曹国卿、杜元载、萧一山、汪奠基、罗章龙、黄文弼、周传儒等。1945年9月，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第一次访问西北大学，作了题为《科学与民主主义》的学术报告，并向图书馆赠送了数百册英文书刊。1941年底，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到校作了有关书法的学术演讲。
1944年10月，岳吉力恒教授在校主持了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西北分会的学术讨论会。西北大学还相继创办了《国立西北大西北大学刊》、《西大学报》、《西北学术》等10余种学术期刊，反映了这一时期西北大学学术的繁荣景象。[9]

1949—至今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西北大学随即于1945年8月开始筹备迁回西安。9月20日，教育部明令，将东北大学西安校址（早期西北大学农科原址），准拨西北大学使用。1946年夏，西北大学全部迁回西安。1946年5月，教育部令将原国立西北医学院汉中部分，自1946年度起并入西北大学，改称西北大学医学院。此时全校共有4院15个系。理学院之地质地理系，于1947年初经教育部批准，分为地质、地理两系。迁回西安后，先后由刘季洪、马师儒、杨钟健、岳吉力恒等出任校长或代校长。这一时期，新聘教授、副教授71人，其中有张西堂、傅庚生、王子云、侯宗濂等教授来校执教。西北大学的学术活动尤为活跃，仅1947至1948年，正式安排的大型学术演讲就有30余次。裴文中、屈武、郑伯奇、吴雨僧、陈梦家等著名人士先后到校进行学术交流。[9]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西北大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949年7月，陕西师范专科西北大学、陕西商业专科西北大学、陕西省立医学专科西北大学并入西北大学；1950年3月，南郑师专分校并入西北大学；1950年4月原并入西北大学的医学院独立为西北医学院（即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1952至1953年，全国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时，将英语系二、三年级并入北京大学，一年级与俄语组教师并入西北俄文专科西北大学（后发展为今西安外国语大学），原兰州大学经济、银行会计系并入西北大学，连同原西北大学财经学院调整为经济、企业管理、会计、统计4系；1952年11月，少数民族系迁往兰州，并入西北民族学院。1953年师范学院独立为西安师范学院（后发展为今陕西师范大学）；1954年成立法律系，1958年法律系分立，与西北政法干校合并，成为西北政法学院；1958年，该校和中国科学院、中科院陕西分院联合建立了化学、物理、半导体、生物、地理、历史、考古、原子物理、电子学、计算数学等10个研究所室。这些研究所室后来大都成为中科院和陕西省及西北一些科研单位的前身，为陕西和西北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 1960年经济系与他校合组为西北财经学院（今陕西财经学院）；1972年陕西工业大学撤销，该校化工系并入西北大学。[9]

1959年以前，西北大学为高教部直属的14所综合大学之一。1959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将西北大学改归省属。1949至1997年间，先后由岳劼恒（代）、侯外庐、刘端棻、苏贯之、郭琦、巩重起、张岂之、郝克刚、陈宗兴、王忠民执掌校政。
1992年12月，陕西省政府决定“将西北大学作为重点建设院校，积极争取第一批进入国家‘211工程’”。1993年6月，陕西省政府决定投资3亿元，重点建设西北大学，并批准了《西北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规划》，同时决定将西北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列入陕西省中长期发展规划。1996年10月4日至6日，顺利通过了“211工程”部门预审。1997年6月4日，又顺利通过了“211工程”立项专家论证。[10]
2001年6月，教育部确定南京大学为对口支援西北大学。[11]
2016年5月，故宫博物院与西北大学联合成立故宫学院（西安）签约暨揭牌仪式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举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与陕西省副省长庄长兴共同为故宫学院（西安）揭牌。根据协议，故宫学院（西安）成立后，将致力于培养文博专业人才、传播先进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促进高水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与成果交流。[10]
2017年5月，西北大学与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安邮电大学联合成立陕西高校“长安联盟”。[12]
2017年8月，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组织的地方高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新建基地评审工作已经结束。西北大学的“早期生命与环境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等21个引智基地作为建设项目予以立项，入围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13]
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西北大学入围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14] 9月29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日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的倡议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广岛大学、长崎大学、上智大学等7所大学发起成立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创价大学、岩手大学、香川大学、樱美林大学、武藏野大学等14所大学也参与到该联盟中。发起成立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3] 9月30日，西北大学与西安市第一医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暨“西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挂牌仪式在西安市第一医院举行。双方将通过院校联合、医教协同，推动科研、教学、临床齐头并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5]
2017年11月，西北大学荣获“全国文明校园”称号。[

1月6日，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某小区居民向南都记者反映，其所属社区要求外来返乡人员前往物业处进行报备，需提供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往返地区、是否感染过新冠病毒等个人信息。
返乡人员报备表
其后，南都记者以居民身份联系了该社区工作人员，对方称报卖衫备要求是由政府下达，收集信息的目的仅为统计返乡人员数量，了解人员流动情况，报备后不会对其采取任何措施，可以不提供身份证号信息。此外，工作人员称并不清楚拒绝报备是否会有其他后果。
社区的报备要求是否合理？防疫政策调整后，报备提供的个人信息有何用处？有专家告诉南都记者，如果政府部门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肆意强制要求报备，可能构成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返乡人员可以拒绝相关报备要求，并且无需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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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某小区要求返乡人员报备，多地有类似要求
1月6日，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某小区居民向南都记者反映，其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在业主群发了一张“外地返乡人员情况登记表”的图片，要求该小区外来返乡人员前往门岗或物业管理处进行报备。
小区居民提供的报备表显示，其中要求返乡人员填写的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返乡时间、出发及返回地、健康状况。群聊显示，业主群内有人询问报备要求来源，物业回复称“接社区命令”。
南都记者以居民身份联系了该小区所属社区工作人员，对方称报备要求系由政府下达，社区接到指令后让物业在群里发布信息。工作人员表示，收集信息的目的仅为统计返乡人员数量，了解人员流动情况，报备后不会对其采取任何措施。若担心信息泄露，身份证号码可以不填。至于拒绝报备是否会有其他后果，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清楚。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是屯溪区政府指令加的码，目的是变相限制外出打工人员的返乡过年流动。”有居民向南都记者直言。
该小区居民的遭遇并非个例。南都记者梳理发现，随着春节临近和防疫政策的调整，各地有关落地报备的要求也存在差异。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率先取消了报备，但也有部分地区仍在坚持。
一位刚回到山东老家的网友告诉南都记者，其在回家后不久就接到了社区要求报备的电话，同样需要提供身份证号、手机号、健康状况等信息。在他拒绝前往后，社区也并未坚持要求。
1月3日，河南省沁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倡议书》，其中提出“我们热忱欢迎每位在外亲人回乡过节，在外的您计划返乡前，请提前向所在村街报备。”去年12月22日，安徽黟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文称，返乡人员通过电话至少提前3天向所在村组报备，做好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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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目前强制要求报备可能违法
去年12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标志着持续了三年的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出现重大转折，各地纷纷放开对人员出行和流动的限制。
同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其中明确指出，今年1月8日起，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对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实施分级分类收治并适时调整医疗保障政策；检测策略调整为“愿检尽检”等。
在乱搭即将实施“乙类乙管”，防控政策出现重大转变的当下，落地报备的要求是否合理？随着“精准防控”的结束，强制隔离、定期核酸等被取消，报备收集的个人信息有何用处？返乡人员是否有权拒绝报备？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特聘副教授郭兵明确指出，如果社区此举系当地政府授意，在实施“乙类乙管”措施后，相关政府部门无权强制要求返乡人员报备并提供上述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同意，当存在“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特殊情形时，不需取得个人同意。“现在很难根据这一规定要求居民必须提供上述个人信息，政府部门如果有这样的强制性要求就涉嫌行政违法。”他说。
对外经贸大学数字哗配拿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也持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在实施“乙类乙管”后，要求返乡人员报备并填写上述个人信息的做法缺乏法律基础，物业和社区也无权收集居民个人信息。许可直言，面对这种情况，居民可以自愿向社区报备，也可以拒绝这一要求。如果社区强制要求居民提供上述个人信息，居民可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举报。
郭兵进一步分析，如果当地政府或者社区向返乡人员明确告知了收集目的并承诺严格对个人信息进行保密，返乡人员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可出于自愿向社区报备。如果政府部门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肆意强制要求报备，就可能构成重大且明显的违法，理论上属于无效行政行为，返乡人员可以拒绝相关报备要求，并且无需承担法律责任。
“现在不再进行所谓的精准防控、强制隔离了，要求返乡报备，收集包括健康状况等敏感个人信息在内的个人信息缺乏正当性。”他补充道。
根据“新十条”，即使感染新冠病毒，社区也无权强制要求居民进行集中或居家隔离等，这意味着即使报备，出现任何状况社区也无法就此采取实际措施。那么，要求返乡人员进行报备究竟有何必要？
郭兵直言，此举的目的可能更多是为外来人员设置返乡“阻碍”，报备要求被宣传或传播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返乡人员的心理压力，从而降低返乡意愿。
许可分析，在实施“乙类乙管”后，并不存在个人层面上的防疫政策，但国家想要了解人员流动情况以及可能带来风险的需求是合理的。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统计的不是具体的个人信息，而是整体人员流动的情况。
不过，这种信息收集行为应该是匿名化的，“不需要了解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只需要了解每天有多少人从哪里回来，是否感染过等就足够了。”许可进一步解释，对整体人员的流动情况进行监测，有利于制定更加合理的相关政策，例如及时增加医疗物资储备、提前进行医院扩容等。
采写：南都记者樊文扬王子黎

一、姓氏源流
侯（Hóu）姓源出有四：
1、出自姒姓，以国名为氏。是夏禹的后代，相传夏后氏的后裔有的被封于侯，建立侯国，子孙以国（地）名为氏，称为侯氏。
2、直接传自黄帝至轩辕氏姬姓的后代，以爵位为氏。我国历史上三千多年前的晋国，是周成王小弟唐叔虞的封国。而侯氏正是出自晋国的公族。春秋时期晋国的公族晋哀侯和他的弟弟被晋武公所杀，他们的子孙便迁居他国，而且以祖先的爵位为姓，是为侯姓。
3、来自叔段。春秋时，郑国的叔段因要谋反的动机被哥哥庄公发觉而讨伐他，他逃到共这个地方，被称做共叔段，他死后，郑庄公赐其子孙共仲为侯氏。
4、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将复姓改为侯姓。北魏代北鲜卑族复姓古口引氏、侯奴氏、古引氏等姓氏改姓为侯氏；北魏有侯植，先赐姓侯伏，继而姓贺屯，最后改姓侯；随魏文帝南迁洛阳的少数民族中，有侯莫陈氏改为单姓侯氏。
得姓始祖：缗侯。侯姓的渊源可追溯到周文王。第一支侯姓，根据《元和姓纂》的记载，在春秋时期，晋国缗侯的后代逃亡去别的国家，就以侯为氏。当时，郑国有侯宜多、侯多羽，鲁国有侯叔下、侯妃，齐国有侯朝，魏国有侯嬴。而根据《唐书·宰相世系表》上的记载，晋缗侯被晋武公所杀，他的子孙后代逃往国肆睁外，以爵位“侯”为姓。据考证，这一支侯氏是3000多年前周文王的后裔，属正宗源流。故氏后人奉缗侯为侯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侯姓发源于山西，河南。汉朝初年，共叔段的后代迁到上谷，逐渐形成望族。上盯雹袜谷也成为侯姓的一个郡望。由于侯姓多起源于郑国王族共叔段和晋国王族晋缗侯，因此，侯姓起源于姬姓。侯方域，明末清初文人，河南省商丘（今商丘县）人。他年轻时即有文才，撰文师法《史记》，并组织“复社”、“几社”，为当时文人所推崇。他与方以智、陈贞慧、冒囊并称“四公子”。侯氏的迁徙分布情况，史料并不多，今天来考察有一定的难度。大体上，侯姓发源于我国山西境内，秦汉之际已遍布今天的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宁夏等省。其中以河北的发展得最为旺盛。汉末，有侯氏后裔侯恕凯激为北地太守，举架迁居到三水，即今天的陕西境内。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许多新的人口加入侯姓，在河南形成一个望族。西晋末年，侯氏和其他姓氏一样因为战乱迁到南方，遍及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唐代的时候，侯氏开始移居福建、广东等地。宋代以后，侯氏已遍及全国各地了。当今侯姓在大陆是第八十二大姓，在台湾是第五十七大姓。

三、历史名人
侯 芝：江苏上元人，清代著名女文学家，侯学诗之女。她写的许多词流传于世，其中以《再生缘》最为著名。
侯 白：隋代著名幽默家。
侯 谨：东汉敦煌人，少时家贫，为别人当佣人，但他非常好学，在夜间还点燃柴火在读书。朝廷屡次招他去做事，但他每次都以病推辞。后徙居山中，专心论著。曾作《矫世论 》，讽刺当时的丑恶现象。又写了《皇德论》记叙当朝史事。河西人敬称他为“侯君”。
侯 恂：河南商丘人，明代时任兵部侍郎等职，万历进士，后来朝廷中发生政变，下狱。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对于明朝留下的三品以上的官员，只用了他一个人。
侯方域：今河南商丘人，清代著名文学家，曾与方以智、陈贞存慧、冒襄齐名，称为明末“四公子”。入清后入河南应试，中副榜。共诗，古文，字学韩愈、欧阳修。清孔善任的名剧《桃花扇》即以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恋爱故事为题材。
侯叔献：抚州宣黄人，北宋时任水监丞。多次治理黄河水有功。
侯友彰：宋潭州衡山人，字梦符。仁宗庆历六年进士。为临武尉，改桂林丞。廉谨俭约，取与不苟居官十年，布衣蔬食，无异寒士。有同年生访之，舆从绮丽，友彰饭以蔬粝。客去，其子以贫约为羞，友彰以“寇准位兼将相，而宅无楼台”诲之，并作诗有“遗汝不如廉”之句，为人传诵。
侯外庐： 山西平遥人（一作介休）。原名兆麟。历史学家。1922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1927年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翌年，在旅欧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失掉党组织关系（1951年重新入党）。任教。在京逝世。1927年开始翻译《资本论》（后与王思华合译）。著有《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界想学说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近代哲学史》等，与杜国庠等合写有《中国思想通史》，主编有《中国哲学简史》等。
侯喜瑞：字霭如（1892，一作1896-1983），北京人，回族，京剧演员。从名净李连仲习架子花脸。15岁出科，19岁又拜黄润甫为师。先后与杨小楼、梅兰芳、马连良等人合作演出。擅演《丁甲山》、《阳平关》、《闹江州》、《法门寺》等。40岁后与郝寿臣、金少山鼎足相峙。解放后在北京市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校任教。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上谷郡：战国燕时开始置郡，秦朝的时候治所在怀来东南。相当于今河北保定、易州、宣化一带。
丹徒县：秦置丹徒县，既今江苏省丹徒县。此支为上谷郡分支，其开山始祖为东汉大司徒侯霸的后代。
河南郡：汉高帝二年改秦三川郡置郡，治所在洛阳。此支侯氏为北魏时鲜卑族侯奴氏、古口引氏等后裔形成。
2、堂号
却币堂和救赵堂：这两个堂号有一个同一的来源，战国的时候，秦国要攻打赵国，赵国于是向信陵君求救。信陵君没有兵符，不能指挥军队，于是拿着金币就找到侯赢，侯赢是一位71岁的隐士，职位是魏国大梁看门人 ，家里很穷却坚决不要信陵君的金币，他给信陵君出了一计，让如姬偷来了兵符。侯赢又介绍了自己的朋友屠夫朱亥参与用兵，信陵君得到了晋国的兵马，打败了秦国，救了赵国。
此外，侯姓宗祠主要堂号还有：“勤慎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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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姓宗祠通用对联】

〖侯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霓龙节度；
松鹤仙郎。
——佚名撰侯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节度使侯弘实的事典。下联典指唐代道士道华的事典。侯道华，芮城人。初在道净院任供给使。好子史，手不释卷。一日入市醉归。悉斫其院前松枝曰：“勿碍我上升处也。”后七日，松上有云鹤笙歌。道华飞坐松顶，挥手谢去。

窃符救赵；
奏制封侯。
——李文郑撰侯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说战国时魏国隐士侯嬴，七十岁时任大梁夷门守门小吏，被信陵君迎为上客。后来，秦军围攻赵国，魏国派将军晋鄙率兵救赵，屯兵不敢前进。他为信陵君献计，设法通过魏王宠妃如姬窃得兵符，又推荐勇士朱亥击杀晋鄙，夺取兵权，击退秦军，救了赵国。下联典指东汉初河南省密县人侯霸，字君房，曾跟从九江太守房风学《毂梁春秋》。新莽时，官淮平大尹（太守），在任诛杀豪强，抑止权贵，为民众信服，更始政权征他为官时，淮平百姓扶老携幼挽留他，甚至当路而卧。刘秀建东汉，他被任为尚书令（宰相），因熟知旧制，便选择前代法令制度中可行的逐条奏上，多得以实施。后官大司徒，封关内侯。

霓龙节度；
松鹤仙郎。
——佚名撰侯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说唐代人侯弘实，少年时曾梦见自己变成虹在河中饮水。有僧人为他相面说：“这是霓（Ní 音泥）龙啊！”后官节度使。下联典指唐代芮城人侯道华，在河中永乐道净院打杂，好读子、史，手不释卷。人们问他看这书有何用，他回答：“天下没有愚昧的仙人哪！”人们听了都大笑。一天，他从集市上酒醉归来，把院前的松枝都一一砍去，说：“不要妨碍我上升！”相传七天后，松树上出现云鹤笙歌，他飞到松树顶上坐下，挥手辞别大家仙去。

霓龙节度；
巨鹿经生。
——佚名撰侯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侯弘实事典。下联典指西汉·侯芭事典。

上谷门第；
巧智家声。
——佚名撰侯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北魏·侯文和，滑稽多智，以巧闻世。

两百华诞；
祖德流芳。
——佚名撰广东省梅州市城西侯姓宗祠勤慎堂大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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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迎宾名流远；
治道功泽长。
——佚名撰侯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侯氏宗祠通用堂联。

花发三阳盛；
香飘五柞深。
——唐·侯列撰侯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唐代诗人侯列《花发上林》诗句联。侯列，高亦作侯冽，元和六年进士。

琼阁出高艳；
玉辇驻浓阴。
——唐·侯列撰侯姓宗祠通用联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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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姓宗祠六言通用联〗

方域雅号公子；
侯景自称帝王。
——佚名撰侯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末清初才子侯方域，学朝宗，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合称“四公子”。下联典指南朝梁大将侯景，羯人。代梁自立汉朝称帝王，不久被杀。

公生明，偏生暗；
智乐水，仁乐山。
——郭沫若撰侯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郭沫若1948年书赠史学家侯外庐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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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功臣着美凌烟阁；
学士流芳含象亭。
——佚名撰侯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吏部尚书侯君集，三水人。从太宗征伐有功，像列凌烟阁。下联典指唐代学士侯行果的事典。

以姬易侯垂思远；
由周及清世泽长。
——佚名撰山西省翼城县西阎镇十字河村侯氏家庙联
此联典指侯氏原姓姬，是唐叔虞的后代。后“曲沃武公伐灭之，子孙易姓为侯，一奔他国，一匿曹公山中。”十字河村侯氏家庙的这副对联，概述了侯氏的历史源流。

直谅喜来三径友；
纵横富有百城书。
——清·侯荫桥撰侯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成贤亲王师傅侯荫桥自题联。

月照琴棋桐院坐；
舫名书画米家来。
——清·侯禅甫撰侯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成贤亲王师傅侯禅甫题联。见《中国对联大辞典》。

勤俭创业家声振；
慎独荣身四海行。
——佚名撰广东省梅州市城西侯姓宗祠勤慎堂小门联
此联以鹤顶格镶嵌“勤慎”堂名。

红杏坊里慎斋起；
勤慎堂中诗礼传。
——佚名撰广东省梅州市城西侯姓宗祠勤慎堂小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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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勤与俭乃治家上策；
慎而言为训子良规。
——佚名撰广东省梅州市城西侯姓宗祠勤慎堂[堂柱竹刻]联
此联以鹤顶格镶嵌“勤慎”堂名。

诸先辈艰辛创基业；
众裔孙奋力振家邦。
——佚名撰广东省梅州市城西侯姓宗祠勤慎堂正堂开基祖成钢公牌位联

桐叶题诗，缘谐名士；
桃花薄命，血溅香君。
——佚名撰侯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三国时蜀汉人侯继图，游览大慈寺时，拾到一片桐叶，上面题有诗句，于是藏了起来。后来娶了任家女儿为妻，才知道桐叶上的诗是她所写。下联说明末清初文学家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明末随父亲侯恂（官至户部尚书）住在京城，与桐城人方以智、如皋人冒襄、宜兴人陈贞慧齐名，称“四公子”。人清后应河南乡试，中副榜。能诗文，效法韩愈、欧阳修，才气横溢，著有《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他曾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相爱，巡抚田仰仗势要李香君接待，香君坚决拒绝，至死不从，血溅扇面，当时任右佥都御史的杨文骢借血迹画成桃花。清代戏曲作家孔尚任根据这段故事写成传奇剧本《桃花扇》。

五洲侯氏裔孙归宁，喜庆华诞；
八方众姓宾朋聚会，共祝繁荣。
——佚名撰广东省梅州市城西侯姓宗祠勤慎堂正堂香案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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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侯姓典故、趣事】

〖遇见尊贤〗
侯白经常与尚书令杨素在一起谈天说地，戏弄玩耍，尽欢极乐，往往从早晨一直谈到晚上才能回家。
一天晚上，侯白刚走出尚书省大门，恰逢杨素之子杨玄感。玄感一把拉住侯白的手，央求道：“侯秀才请跟我来，到府中给我讲几个有趣的故事。”侯白被留无奈，想走出也走不成，便给杨玄感编造了一个故事：
“有一只猛虎，到山野去觅食，忽然发现一个刺猬仰卧在地上。它以为是一个肉团，便伸口去衔，冷不防被刺猬卷住了鼻子，吓得掉头就跑。紧跑慢跑，来到山中。一路奔跑跳踉，早已累得困乏无比，不觉昏昏欲睡。刺猬见老虎睡着了，这才放开了它的鼻子。老虎顿觉轻松，便欢天喜地地蹦了起来。走到一棵大橡树下，低头看到橡斗，吓得侧着身子对橡斗说：‘早晨遇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
——旧题隋·侯白《启颜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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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窝与牛犊〗
侯白后来做了唐朝的官员，经常跟人们在一块猜谜语，侯白先对众人约法三章：“所猜之物，一、必须是能看见的实物；二、不能虚作解释，迷惑众人；三、如果解释完了，却见不到此物，就应受罚。”接着他先出谜面：“背与屋一样大，肚与枕（车后横木）一样大，口与杯子一样大。”大家猜了半天，谁也没猜中，都说：“天下哪里有口和杯子一样大而背却和屋一样大的物件？定无此物，你必须跟我们大家打个赌。”侯白跟众人打完赌，解释说：“这是燕子窝。”众人恍然大笑。
又有一次，侯白出席一个大型宴会。席间，大家都让他作个谜语助兴。所猜之物，既不能怪僻难识，又不能抽象不实。侯白应声而道：“有物大如狗，面貌极似牛。这是何物？”众人竞相猜个不停，有的说是獐子，有的说是鹿，但都被大家否定了。便让侯白说出谜底。侯白哈哈大笑道：“这是个牛犊。”
——旧题隋·侯白《启颜录》

高亨
高亨（1900年7月4日～1986年2月2日），初名仙翘，字晋生，吉林双阳人，著名教授，古文字学家、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据专家。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1926年毕业任教，历任河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教授等。作品有《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楚辞选》、《上古神话》、《文字形义学概论》、《古字通辞典》等著作和论文。
中文名：高亨
别名：高仙翘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吉林省双阳县
出生日期：1900年7月4日
逝世日期：1986年2月2日
职业：古文字学家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
代表作品：《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诸子新笺》等
生平简介
高亨是中国研究先秦学术和文字学、训诂学的著名学者。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大师，一生笃志于弘扬中国传统学术，成就斐然，成为20世纪先秦学术文化研究的一座重镇。其治诸子，遵循乾嘉考据遗风，往往胜解精义，发前人所未发，真正做到了后出转精；其治《周易》，一改前人“以经解传，以传解经，经传互解”的旧习，首次经传分解，开创了中国现代《周易》“义理派”的研究新方法，为学界所推崇；其治《老子》与《诗经》，以传统文字训诂学为根基，在校勘训诂上创发新义；其砥砺基础，夯实根本，则有《甲骨金石文字通笺》、《文字形义学概论》和《古字通假会典》诸书。高先生治学严谨，为人谦恭，他的学术成果为人信服，有些训诂成果被《汉语大字典》作为专门义项收录。
人物年谱
1900年7月4日，高亨出生在吉林双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1910年春，入私塾读书，学名高仙翘。由于家境贫寒，学习不易，自知刻苦用功。所读经书，多能熟读背诵，心知其义。白日既没，继以灯火，夜色将分，犹不释卷，天方黎明，诵声又起，严寒酷暑，未尝间断。八年私塾，他读完了四书五经，初觉心地豁然，为后来专攻先秦学术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8年春，高亨先生考入食宿公费的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冬毕业。五年中学习除学校课程外，还在张文澍老师指导下，学习了中国第一部文字学专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阅览了先秦诸子的主要著作及前四史。他这时已有志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并且对研究的方法和门径有了一定的了解。
1923年春，入北京弘达学院，补习英语。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1924年秋又考入北京大学。
1925年秋，改帆轿名高亨，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
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高先生以中国第一流学者梁启超、王国维两先生为导师。他的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证》深得梁先生的嘉许，曾对高先生说：“陈兰甫始把《说文》带到广东，希望你把《说文》带到东北。”并在毕业时赠给他一副对联，予以鼓励：“读书要最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从此，高先生立志遵循清代著名学者高邮王氏（王念孙、王引之）的家法，从文字、声韵、训诂入手，严谨治学，锲而不舍，并决心永远过三书生活：“读书、教书、写书。”
1926年夏，高亨先生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开始任教。初任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兼第一师范学校教员。
1929年任沈阳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国文专修科教授。“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大学来到北平。之后，又历任河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西北枝喊大学和湘辉学院教授等。
1953年起任山东大学教授，1957年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猛轿野究所之聘，兼研究员。
1967年以后不再任教，调至北京，专门从事古代学术研究工作。
1986年2月2日，高亨先生病逝。
学术贡献
高亨先生一生在教书和研究的岁月中，时刻与读书、写书相辅相行。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要求自己不但要读得多，而且要读得精，读得仔细认真。在治学上，他注重实事求是，从来一丝不苟。对于历代旧说，博览众家，不拘守一派，自己写出论文或专书，无不有根有据有经有纬，力求有所创见。坚持以文字的形音义及考据作为基础，来阐明发挥古代文化典籍的意蕴，走出了自己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途径。他博通经子，淹贯众家。每作议论文章，必从实质问题探索底蕴，借助文字声韵之学，论列是非，字斟句酌，古朴省净。故能言之有据，令人叹服。
高亨先生毕生致力于“三书”，日孜孜不倦，常兀兀以穷年，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从研究《说文》入手，逐步研究金石甲骨文字，用了十数年的功力，写成《金石甲骨文字通笺》，稿本装订为十四册，凡几十万字，这是一部有助于研究中国古文字学的参考书，不幸在抗战时期丢失，至今未能寻回。
结合教学的需要，他最先致力于先秦诸子的研究，特别是《老子》一书，他对于其中字句的训释，思想的分析，以及老子生平事迹的考索，俱臻精到，为世所珍。以后又转入对《周易》、《诗经》、《尚书》三部古经的研究。由于《诗经》中“雅、颂”部分难点最多，阻力最大，高亨惟恐中国古典文化精华无人继承，故不辞劳苦深入浅出地介绍给青年一代，完成了《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攻罢《诗经》，便攻《周易》，他在《周易》的研究上下功夫最多。《周易》是一部中国最难懂的古代典籍，其中有象数之说，带有神秘色彩，没有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熟练的文字学功夫，很难会通全书。
高亨勇于负重，知难而进，常说：“我不攻此难关，将留给谁?”故宵衣旰食，一意攻坚，义无反顾。终以十年之功，打破重重困难，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周易古经》及《周易大传》进行考释与论述，写出了解析《周易》专书四种，把《周易》的研究构建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上，端正了研究方向。此外，他还有《楚辞选》、《上古神话》、《文字形义学概论》、《古字通辞典》等一些著作及论文。他在中国古籍文献的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高亨先生教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每课前都写成详细的讲稿，堂上声调爽朗，语言稳重，字字句句都能送入学生之耳。讲解清晰，深入浅出，虽文辞古奥哲理深邃的先秦经典诸子之文，一经他的讲解分析，取譬论证，便可使学生精力集中，久不疲倦。他一贯教书育人，以身作则，言行正直，不同流俗。凡受过他的教育的，都能感到在学问人品双方所给予的深厚影响。
周易研究
以经观经、以传观传
20世纪40年代之初，高亨先生就立意坚持了一条重要的注《易》原则：以经观经、以传观传。《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两千年来传世的《周易》一般包括两个部分：《易经》与《易传》。自汉以后一个影响甚广的传统观念认为，《周易》经文与《大传》十篇（即“十翼”，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是“先圣所制、后圣所续”，二者之间存在着有神秘意味的必然联系，因此，很多人研读《周易》，总以经、传为一体，既“依传解经”，复“牵经释传”，从而把《周易》经传的研治引向了一个很大的误区。
高亨先生认为，“《易经》作于周初”而“《易传》成于晚周”，两者的产生前后相去达六七百年。后者对于前者的注解，尽管有很多正确的、有参考意义的内容，却也存在释义错误、附会经文甚至借题发挥之处。他还认为，《易经》文字质朴，记事简单，往往并不完整，而《易传》则分明已经具有了较多的抽象思想和哲学观念，有一定的体系，就此而言，其与经文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有鉴于此，他明确提出了“讲《易经》不必受《易传》的束缚，谈《易传》不必以《易经》为归宿”。《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两部著作全面体现了高亨先生的这一主张。前者着重以阐明古经内容为限，力求就文论文，虽广征博引以考释词义、句义，却有意不牵涉《易传》、不援用《传》文的资料。后者注解《十翼》，则把“经意”与“传解”各立条目，相依并列，意在两者对照，以显示《经》之原意与《传》之理解所存在的异同。
讲《易经》不谈象数，讲《易传》不滥谈象数
《周易》是上古的一部筮书。但高亨先生认为周初并无象数观念，象数之说实起于《易经》形成之后。而《易传》纵论卦象、爻象、爻位的象征意义，则代表了晚周的意识。对于如何正确阐明《易》学中的象数问题，高亨先生采取了科学和慎重态度。表现如下：
其一，对于《易经》卦辞、爻辞的注解，高亨先生尽扫象数之说，而专意于具体阐明经文的初始意义。在他看来，经文筮辞与卦、爻象数之间的联系，今人实已无法究诘，一味致力于这种联系的探究，难免治丝益棼，甚至会走向巫术迷信的歧路。因此，他对于卦爻辞所作的说解，断然抛开象数，全不牵扯象数说，而只是根据“记事之辞”、“取象之辞”、“说事之辞”、“断占之辞”等不同类别，一一释明其本义，至此为止。
其二，对于《易传》的注解，凡《传》文并未言及象数者，同样尽扫象数之说，而只如实说明其本义。高亨先生认为，《易传》多谈象数却并未处处讲象数，如《谦卦》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六诸爻《象传》，以及《噬嗑》初九、九四、上九诸爻《象传》，就都无象数可言。因而对于这一部分《易传》，他同样只是随文释义，绝不附会象数说、更作添枝加叶之举。
其三，对于《易传》中确然存在的各种象数说，高亨先生所持态度是力求“以朴释玄”，实事求是。他在《周易大传今注》中，专门写下《易传象数说释例》一篇，以供一般人识其通例，掌握规律。在所有各条传文的具体注释中，则注意结合卦形、卦名以及爻之性质、位次、奇偶之数等，以阐释《易传》解经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根据。同样并不由此引申推演、不作主观凿空之论。
《周易》训诂学示例
例一，《汉语大词典》“衢”字下，列第四义为“庇荫”。举《易经·大畜·上九》爻辞：“何天之衢，亨”，而引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云：“衢疑当读为休，古字通用休即庥字，谓受天之庇荫也。此云‘何天之衢’，即‘何天之休’也。”这里，高亨先生识破了一个关键的通假字，揭举“衢”有“庇荫”一义，三千年古经文字遂由此而豁然贯通，也为此字的训释别添一义。
例二，《汉语大词典》“康”字下列“康侯”词条，举《易经·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而引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云：“康侯，周武王之弟，名封，故称康侯或康叔。”按“康侯”旧解为“康民安国之侯”，属望文生义；高亨先生以其为武王之弟，鲜见于其它古籍记载，而于史有征、兼符文意，同样足以订正旧说而自有发明之功。
例三，《汉语大词典》“守”字下，列第十二项词义为“操守，节操”。举《易传·系辞下》：“失其守者其辞屈”，而引高亨先生《周易大传今注》云：失其操守之人，附声附和，不敢坚持己见，故其辞屈服”。旧注训“失其守者”为“失其所守之志”，殊亦费解。高亨先生训“守”字为“操守”之意，订正了旧注，理顺了文意，能够与《系辞》本章主旨相合。这是在《易传》文字训诂中又一个有突破于前人的例证。
古《易》筮法研究
《周易》是一部上古的筮书，记录和反映古人的占筮活动，后世习《易》、言《易》往往涉及筮法。筮法是迷信活动的产物，但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在流传中又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古代筮法给予必要的考索和总结，当属传统文化之科学研究的应有之义。然而往古邈远，载籍不足，长期以来，人们尽管对于中国现存最早一批重要文献资料（如《左传》、《国语》）所记诸多筮事，以及《系辞》所载之筮法，陆续有过不少考订与诠释，却由于种种原因而一直存在“其虑有所未及，其察有所未照”之处。后一方面的突出表现之一，就在于对晚周筮法的了解存在很大的片面性：“明于成卦而昧于变卦，得之成卦而失之变卦。”这一点已经形成为《易》学研究中长期难以解开的一个死结。高亨先生在自己一系列的《易》学著作中，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周易》“成卦之法”的详尽步骤，而且，更结合《系辞》并《左传》、《国语》的有关记载，就其“变卦之法”作出了充分而合理的说明，第一次突破了自汉以来《易》学研究上的一个难点。
高亨先生在《周易古经通说·周易筮法新考》一文中，具体回答了《易经》占筮中“何以有变卦”与“怎样识别所变之卦”这些长久滋人困惑的问题，并在推演、计算的基础上总结出“求（所变之卦）宜变之爻”的具体方法，甚至列表以明其事。由于他把《系辞》与《左传》、《国语》中的文献资料熔合裁度、反复推究，一举揭去两千余年“变卦之法”的玄虚外衣，显露出上古巫术的本真面目，从而为古筮法之更加科学的研究开辟了重要的门径。
另一篇《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是对于《左》《国》中有关《周易》记载（二十二条）的逐篇疏解，揭示其象数和义理，也兼及筮法的说明。此文发表于1962年，而其雏形与基本结论实已见于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周易筮法新考》中的《东周筮法之实征》一篇。按与《易传》（十翼）有所不同，《左》《国》中的记事，不仅讲本卦的卦象、卦名、卦辞与爻象、爻数，而且讲之卦卦象、之卦卦名、之卦卦辞，以及本卦变爻爻辞、之卦变爻爻辞。因此，不能通晓古代筮法，则难以识别其中变卦之何以有变，也就不可能通晓古籍载事的原原本本。其中，如《左传·襄公九年》：“遇《艮》之八，是谓《艮》之《随》”，以及《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等等，究竟含义为何，始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于此作出精辟的阐释：前者因其“五爻均非宜变之爻”，“可变之爻多于不变之爻”，所以主要以“之卦”卦辞占之；后者则因“三爻均非宜变之爻”，“可变之爻与不变之爻相等”，是“贞悔相争之卦”，故而以两卦辞占之。巫术迷信力图制造神秘，而科学的考索则能够对古筮法做出合理和明晰的说明。这是高亨先生以科学态度研究古代筮法并获得空前成绩的又一实例。
与伟人交往轶事
1963年10月至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得隆重而热烈。当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高亨教授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即将闭幕时，与包括范文澜、冯友兰等在内的9位先生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介绍到高亨先生时，毛泽东一面亲切地与他握手，一面风趣地询问：“你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哲学的呢？”高先生回答，自己对于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都很有兴趣，但水平有限，没能够做出多少成绩。毛泽东似乎情绪很好，继续说，他读过高先生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并对高先生的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还说了些鼓励的话。
此一殊荣，出乎高先生的意料，他为此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返回济南后，遂将自己的著作《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等6种，连同一信，寄请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转呈毛泽东主席。
1963年12月，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毛泽东诗词》。其中，除收有早已流传很广的27首诗词之外，还有初次发表的新作10首。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编辑部及时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活动。高亨先生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并附词《水调歌头》一首，以抒所感：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障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随后，高先生把这首词连同一张恭贺春禧的短函寄呈毛主席，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信。信是用毛笔直行写在几张宣纸上的，遒劲奔放，落款处是足有3个核桃般大小的签名。全文如下：
高亨先生：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毛泽东1964年3月18日。
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山东大学”校名便出自于这封信的信封上。值得一提的是，高亨先生的这首《水调歌头》在《文史哲》1964年第一期发表后，很快不胫而走，在读者中广为传诵，由于气势恢宏，一度被误传为是毛泽东所自作；同时，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不少抄本上也出现了一些文字讹误。为订正误解，澄清事实，1966年初，中央的一位负责人写信给高先生，提出希望此词能在报刊上重发一次，高先生当即表示同意。于是，时过不久，这首《水调歌头》又在《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的第6版上与读者见面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先生同许多教授一样，被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和参加体力劳动。1967年8月，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干预下，高先生被借调到北京，先住在中华书局，后又由文化部安排一个住处，实际上是被保护起来。
著作
简介
《高亨著作集林》共分十卷，收有《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周易杂论》、《老子正诂》、《老子注译》、《诸子新笺》（含《墨子新笺》、《庄子新笺》、《荀子新笺》、《韩非子新笺》、《吕氏春秋新笺》、《商君书新笺》六种）、《庄子今笺》、《商君书注译》、《墨经校诠》、《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楚辞选》与《上古神话》（与董治安先生合写）、《文字形义学概论》、《文史述林》、《文史述林辑补》等专书或自选论文集。高亨先生的学术著作素以博湛精深著称，《集林》除把亡佚的《甲骨金石文字通笺》和《古字通假会典》作为存目处理，囊括了高先生其他所有的著作。
作品评价
高亨先生把大量精力用于古籍整理和国学研究，留下了总计约五百万字的学术著作，涉及《周易》、《诗经》、《楚辞》、先秦诸子、文字学、上古神话等诸多领域，享誉学术界。高亨先生的学术生涯长达六十个春秋，他的著作的写作与出版，跨涉漫长的岁月，有的因出版较早而流通未广，如今已不易求索，《高亨著作集林》的出版，解决了其著作搜寻难的问题，对全面地了解、评价其学术成就，学习其治学精神及研究方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集林》共计汇收专书十五种，又辑散见论文为一种，共十六种，分为十卷。在编排上，内容相似、相近的专书，置于同卷。新辑论文十七篇的编排顺序，则完全按照发表时间先后为准。所收十六种论著，每种均设“本册说明”一篇，或点明原作主旨，或简介成书过程，或说明版本的演化，或交代整理的情况，为读者了解本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编末“附录”部分，收列《高亨先生传略》与《高亨先生生平年表》两种，向读者提供关于高亨先生及其学术成就的必要的，颇有助于读者了解其为人治学，加深对其著作的理解。
第一卷
周易古经今注
（含《周易古经通说》）
周易古经今注
重订自序
旧序（摘录）
述例
本书引用周易书目
周易古经今注卷首
周易古经通说
提要
第一篇周易琐语
第二篇周易卦名误脱表
第三篇周易卦名来历表
第四篇周易筮辞分类表
第五篇元亨利贞解
第六篇吉吝厉悔咎凶解
第七篇周易筮法新考
周易古经今注卷一
周易古经今注卷二
周易古经今注卷三
周易古经今注卷四
周易杂论
小序
《周易》卦象所反映的辩证观点
《周易》卦爻辞的哲学思想
《周易大传》的哲学思想
《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
《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
第二卷
周易大传今注
第三卷
诗经今注
第四卷
诗经选注
楚辞选
上古神话
第五卷
老子正诂
老子注译
第六卷
诸子新笺
庄子今笺
第七卷
墨经校诠
商君书注译
第八卷
文字形义学概论
古字通假会典（存目）
第九卷
文史述林
第十卷
编外论文辑存
附录
高亨先生传略
高亨先生生平学术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