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化学楼在哪里 急需北大景点简介!!!

关于校外单位人员旁听本科生单科课程的办法及手续

一、接收条件
根据我校《北京大学旁听管理办法》的规定，凡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思想品行端正，经所在单燃握位介绍，提供有效身份证明、证件者（非无业人员），可申请自费旁听修读我校为本科生开设的某门或几门课程。
二、收费
旁听费按所听课程的学分收取，每学期办理选课时一次交清。旁听普通课程，每敏好学分听课费及考试费200元。旁听生要求参加实验、上机实习等另收实验费和上机费，收费标准由开课单位决定。
三、具体手续和办法
1.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到教务部（旁听外语课需经开课院系同意）办理旁听手续。第二学期不办手续者，无旁听资格。
具体手续如下：
①申请旁听者需持所在单位正式介绍信和有效身份证件。
②申请者查阅课表，查清拟旁听的课程名称、开课院系、学分。
③教务部按申请者旁听课程学分数开具交款单；收取申请者一寸正面免冠照片一张。
④申请者持交款单到学校财务部（化学北楼内）交款。
⑤交款后回到教务部领取本学期旁听证。凡办妥听课手续者，不予办理退课手续。
2.旁听生必须遵守我校的各项规定，不迟到、不早退，持证皮拿庆在指定的班级上课。否则，取消旁听资格。
3.旁听生可凭旁听证到学校出版社购买所听课程的教材或讲义，但教材数量不足时，不保证供应。（教材科在图书馆西侧）
4.学期结束，旁听生所选课程（两门以上）考试时间发生冲突，责任自负。旁听生参加考试后，由开课系提供《旁听成绩证明》。除成绩证明外，不提供其他证明。各系对旁听生成绩，只保留一学期，过期不取者，视自动放弃，责任自负。
5.学校不负责办理图书资料借阅等事宜。
6.学校不解决校外旁听生的住宿及校内食堂饭票问题。
7.旁听证一经丢失，不再补发。

北大著名景点介绍未名湖
【简介】

未名湖是北京大学校园内最大的人工湖，位于中北部。
形状呈U形。湖南部有翻尾石鱼雕塑，中央有湖心岛，由桥与北岸相通。湖心岛的南端有一个石舫。湖南岸上有钟亭、临湖轩、花神庙和埃德加·斯诺墓，东岸有博雅塔。
该湖以前靠万泉河供水，目前靠人工蓄水。冬天结冰期间为滑冰场。

在清朝是圆明园附属的和珅花园淑春园中人工湖。石舫按照颐和园的石舫修建，但后来上部结构被焚毁，今仅存石质基座。
20世纪20年代成为燕京大学的一部分，校方请设计师亨利·墨菲了规划校园布局，该湖由钱穆命名为未名湖。2001年,湖附近的“未名湖燕园建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们从石狮守卫的北京大学西门进入，不远处便能看到一对秀丽的华表矗立在办公楼和庑殿围合的那半敞开的空间中。继续漫步向东，无论从哪条路进入以未名湖为主体的园林空间，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整个的燕园中，未名湖更如烟波浩淼的海洋，在光的作用下，湖面似停泊着万千星辰，发出瞬息万变的光芒，在未名湖畔，东可观湖光塔影；西可看钟亭落霞；南可望湖山林木；北可览层楼幢影，处处都充满了诗情画意。于是，有人把燕园的精髓概括为“一塔湖图”。

湖心岛
湖心岛是当年和珅淑春园的遗迹之一，当年和珅仿圆明园的“蓬台仙岛”所建的豪华建筑的一景，其后都毁于英法联军。
岛亭
岛亭位于未明湖中心的小岛上，八角状的方亭，使人大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感觉。这座方亭就是岛亭，整个亭子是木质结构，八根红色的木柱支撑起重檐瓦当和宝塔状的亭顶。亭子的木梁上有惟妙惟肖的彩绘，有的彩绘是人物和历史故事，有的是山水风景，这些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建筑特色。亭子的底座是一个约有一米多高的八角形的石台。

石舫
“舫”的形象与舟相类似，筑于水滨，为园林中最富情趣的建筑物。

北京大学燕园石舫遗址：

位于北京大学燕园未名湖畔，清代这一带称淑春园，属圆明园一部分，乾隆将该园赐给和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淑春园亦遭破坏，仅残存石舫底座及“临风待月楼”，即今临湖轩故

北大红楼
北大红楼是北京城内一座具有极不平凡历史的建筑，因其主体由红砖砌成而得名。自83年前红楼落成伊始，她就成为中国先进思想和文化的策源地。
红楼，红色的起点。在经历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一大批仁人志士了解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红庆扒仿楼，革命的起点。共产党的先驱者作为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当年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北大红楼历史一页
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同时也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此陪传统的城市。在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中，无数先烈用殷红的鲜血抛洒在古都的热土上，用铮铮忠骨为这座城市书写了骄傲。
83年前，在北京故宫的东北角、被称作沙滩的地方，矗立起了一座包括地上4层、地下1层的“工”字形长条建筑。它坐北向南，其西洋式的风格，在当时称得上北京城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
但这座建筑最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还在于它的色彩。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整个建筑主体都是用红砖砌成的，所以从建成起至今一直被叫作红楼。在阳光的照射下，这幢楼熠熠生辉，充满活力与希望。
当初的建筑者肯定没有意识到，从这时起，红色就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调，一批批仁人志士从这里走出去，投身于火红的革命征途。
岁月流逝，这座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红色建筑也饱经了沧桑。受风雨侵蚀，建筑的不少处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用青砖修葺过的痕迹，但她屹然挺立着，红色的主调没有改变，红楼的名称仍然被叫响着。
红楼现在的地址是北京五四大街29号，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一条有着许多光荣的大街，而用一个历史事件来命名一条街，这誉纤在北京众多的道路名称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在红楼大门右侧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大理石，上面刻写着由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学生会题署的说明：红楼是北京大学旧址的一部分，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李大钊、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工作过。红楼后面是华北学联于1947年命名的“民主广场”。
作为旧址的一部分，说起红楼，自然需要简单回顾一下将近一个世纪前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现位于北京西北角的中关村地区，红楼在1918年建成。
如果仅仅是一座有年代的红砖建筑，北大红楼不大可能在1961年3月4日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份殊荣来源于北大红楼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及共产党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她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光辉足迹红色起点
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1915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他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成为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

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在学术上兼容并包，就任后立即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年底，李大钊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曾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建时14名成员之一的张申府回忆道：“1918年夏，沙滩的红楼建成，图书馆也搬了进去，占了红楼的第一层楼。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一时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许多进步的教员、学生聚集在这里读书、座谈。”“李大钊到任后，对图书馆的业务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并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

红楼一层东南角这间李大钊的办公室，房号是119。搬入红楼后不久，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文章，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次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是中国人著作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完整的介绍。

在红楼这间普通的办公室里，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还在这里召集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开会，北大红楼成为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重要场所。张申府回忆道：“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求救国拯民的方法。”

1918年8月，一位面容清秀的年轻人风尘仆仆来到北京，随后也走进了红楼，他就是来自湖南，日后改变中国命运，把革命引向胜利的伟人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当时他和李维汉等24人是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而来北京的。事后，毛泽东留在了北京，经人介绍，他结识了李大钊，并在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毛泽东也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精辟地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今日此地更添风光

整整83年过去了，当记者迈步走入北大红楼，一种历史的凝重感油然而生。

红楼静谧地矗立着。在大楼四周的地上，“禁止吸烟”的警示牌到处可见。抬头望去，整幢楼的楼面外看不到一个空调。走入其中，能真切地体会到现在的使用者格外精心的呵护，一个个摆放整齐的灭火器很是显眼。由于大楼主要是木质结构，每天晚上6时大楼内要拉电闸，以保证绝对安全。

这么多年来，红楼面临过不少危难。日军侵华期间，这里被日军宪兵队当了7年的队部，地下室曾被作为囚禁迫害爱国志士的监狱。1976年唐山大地震，红楼受到了严重破坏。
为挽救这座具有光荣历史的建筑，国务院专门为抢修工程立项并拨专款。工程持续了3年，耗资80万元。按照文物维修的原则，在保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工程设计组制定了一套中国传统建筑技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抗震加固方案：把钢结构卧入楼板层内的水平钢桁架，在内墙体两侧加钢筋网穿墙拉固，浇注豆石混凝土，墙体内外用型钢拉固，使这座早已超过使用年限的砖木混合结构建筑恢复了强健的“体魄”。在建筑和文物保护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完工后的红楼室内外原状和整个色调没有任何改变。
1998年北京大学举行校庆100周年活动，不少老北大的教授来到红楼瞻仰，他们对红楼保护得如此完好非常满意。
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存，北大红楼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1995年，北京市政府批准了《北京文物事业发展五年规划》，其中要求当时红楼的使用部门逐步搬迁出来，市政部门将整治红楼周边环境。去年底，由首都规划委员会牵头，有关部门在红楼后面举行了环境整治现场会，明确规定限期拆除原民主广场周围的所有违章建筑和临时建筑。
今年3月31日，国家文物局机关单位开始搬迁至位于北京东二环的文化部大楼内。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筹备处”和“国家文物局红楼管理处”两块新牌子也赫然挂在了大门口。
把红楼建成纪念新文化运动和宣传“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是国家文物局已筹划多年的方案。据了解，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设想十分宏大，筹备工作计划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恢复李大钊、毛泽东原来的办公地点等最初旧址，筹办专题陈列，尽快对外开放；第二步是复原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办公、讲课旧址，复原北大印刷厂旧址，在地下建设文物库房，并建立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第三步将扩大展览规模，在红楼周边地带建设标志性雕塑群和展览配套设施，并拟恢复更多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旧址。
红楼内部的变化是静悄悄的，但现在红楼周边环境正在发生着大变化。位于红楼东面的道路正在紧张施工中，用不了多久，贯通南北、从长安街至平安大街长达3公里、被叫作皇城根花园的宽广道路即将完工。可以想见，在如茵绿树、似锦繁花的映衬下，红楼这幢有着光荣历史的建筑将更加鲜艳夺目。

钟亭
(钟亭坐落在未名湖西岸小土山上，它北面临湖，正对着北大人极为熟悉的翻尾石鱼；南面土山脚下就是乾隆诗碑，诗碑西面不远处，就是蔡元培像，蔡元培像与乾隆诗碑中间夹着一条小径，小径通向湖边。
钟亭建于1929年9月，钟的来历已无从查证，作为燕京大学的校钟。钟上文字清晰可观，用手轻敲便能发出沉重雄浑的声响。校钟原有自己的一套敲钟方式，不同的方式有着其不同的含义。)
来到燕园的人们，一定不会错过钟亭——那个坐落在未名湖西岸小土山上的小小的六角亭。之所以说不会错过，是因为小土山的位置极佳，北面临湖，正对着北大人极为熟悉的翻尾石鱼；南面土山脚下就是乾隆诗碑，诗碑西面不远处，就是蔡元培像，蔡元培像与乾隆诗碑中间夹着一条小径，小径通向湖边。恐怕是建造钟亭的人担心我们会绕过不起眼的小土山，而忽略了玲珑秀美的钟亭吧，所以在北、西、南分别开出三条蜿蜒的小径，直通钟亭，每条小径都是那种不规则的石块堆砌而成，这便比规规矩矩的石阶多了几分爬山的感觉。拾级而上，只片刻，便可见钟亭的全貌了。
钟亭，有钟有亭。亭——圆顶六角，上有彩绘；钟——古色古香，下端铸成八瓣荷花状，像姑娘们穿的裙子。钟体下部雕刻的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和从海面喷薄而出的旭日。钟体上部是十二对腾舞滚动的蛟龙戏珠。两条粗壮的青龙铰连成的钟耳悬挂在亭顶的一条横木上。此外，钟体上刻有八卦的图案，还有满汉两种文字写着：“大清国丙申年捌月制”。按此日期算来，从大清国丙申年，即1896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钟竟比“京师大学堂”诞生得还早些！
据有关考证，原来老北大就是用钟来报时的，钟亭之所以亭中有钟，大概最初的想法就缘于此。在《北大旧事》中，有一位老北大的校友这样描述当时的钟声的：“北大二院的退课大钟从来不是用电机钮去控制，而是一架高高的，古旧的朽木座子，上面悬挂着一口黑黝黝的沉沉的铁钟，至少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当时学校开办的时候，当事者不知从哪里物色得来的，而至今仍由一名年纪已近七十的、满脸灰白的胡须、身上穿一件退色蓝布短袄来敲打，每次约敲十六到十八响。这钟声，声音嘹亮，不但在北大二院，就是在一院、图书馆、研究院、东西斋等地方也没有不能够听清楚的。同学们住在附近胡同里面的，早晨躺在满屋阳光的床上，一觉醒来，听到上课的钟声再洗脸漱口都来得急。因此，这钟声富有诗情画意，自非普通的电钟能及其万一。”而当时所用的钟自然不是现在钟亭里的这口钟。关于钟亭内这口钟的由来，颐和园那座皇家园林里有这样的记载：“岛北侧的岚翠间，1889年慈禧曾做为阅兵台，检阅李鸿章调来的北洋水师及新毕业的水师学堂陆战队学员。为适应演习，把小火轮改为炮舰，东西两岸排列着炮队和马队。
当时为水师报时的大铜钟，1900年险被劫走，后来置于燕京大学内，今北京大学内未名湖畔钟亭内即此物。”
如果钟会说话，它一定可以讲出许许多多的往事给我们听……或许，从它为北洋水师报时说起，直到它怎样在八国联军的洗劫中逃生；或许，还有数年被荒废，还有，从怎样一个地方迁来这湖边坡上；或许，还有谁把它重新敲响，它怎样兢兢业业地为一代代学子们把握作息时间；或许，它还记得1929年1月，那个它成为燕京大学校钟的日子，6月，搬家来到未名湖畔土山支架上，9月，才有了圆顶六柱钟亭为伴；或许，它还记得原燕京大学行政执行委员会议决议的《撞钟法》：“每半小时撞钟一次，自十二时半起撞一下，一时撞两下，一时半撞三下，……四时撞八下，到四时半复撞一下。如是每四小时循环一次，每日早六时至晚十一时为撞钟时间。”或许，它还记得撞钟人数十年如一日，用他的生命和它的生命，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用洪亮深沉的钟声激荡着爱国师生的心扉。

蔡元培铜像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早年组织光复会，后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1927年间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北京大学的发展和中国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毛泽东同志曾赞誉他:“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铜像是北京大学七七、七八级毕业生捐赠母校的，由著名雕塑家曾竹韶教授创作，北京钢铁学院、首都钢铁公司协助铸成。

翻尾石鱼

翻尾石鱼是圆明园中长春园的遗物。长春园北部的建筑群中有谐奇趣(乾隆十二年建)，前有一大喷水池。翻尾石鱼就是这个喷水池里的装饰物。圆明园惨遭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两次焚烧、劫掠，使世界名园沦为废墟，珍贵文物流失殆尽，翻尾石鱼也被变卖。后被朗润园主人载涛买下。燕京大学1930年班毕业时，将此石鱼买来送给母校以作纪念。从此，翻尾石鱼就在未名湖畔安了家。

临湖轩
临湖轩原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LeightanStuart，1916-1962)的住宅，部分也作为燕京大学接待贵宾和开会的地方。前北大校长马寅初(1882-1982)也曾住此。现为北京大学贵宾接待室。“临湖轩”是北大校友、著名作家冰心命名的。
本院西侧房曾为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居室。林迈可，英国学者。1937年受聘为燕京大学经济学导师，领导创办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盘据之下，林曾数次秘密访问华北抗日游击区，并在沦陷后的北平的八路军采购药材和无线电器材。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林氏夫妇在八路军的帮助下进入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和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方携妻及子女返英。解放后林氏曾数次访华。

斯诺墓
斯诺墓坐落在原花神庙遗址上。墓碑为一长方形的白色大理石，碑上镌刻着叶剑英题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下注英文。墓旁松柏环绕，绿草如茵。迎面一湖碧水，更觉幽静肃穆。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年)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坎萨斯城一个出版印刷业主之家，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
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斯诺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6月，斯诺又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不久即搬回东城盔甲厂13号居住。
当时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他们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 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斯诺夫妇则在游行当日和其他外国记者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他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北平沦陷后，斯诺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死城，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1960一1970年斯诺墓曾三次来中国访问，著《大河彼岸》等书。对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1972年在日内瓦逝世，按照他生前遗愿，将其骨灰的一部分运来北京，于1973年10月19日安葬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