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学生被杀案 事后我们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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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8日11时31分，上海市徐汇区浦北路近桂林西街人行道附近，29岁的犯罪嫌疑人黄一川持菜刀砍伤3名男童及1名女性家长。案发后，犯罪嫌疑人当场被捕。遗憾的是，2名受伤男童经抢救无效死亡。

　　公安机关迅速查明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黄一川，无业。今年6月初来沪，其交代因生活无着产生报复社会念头，进而行凶。6月29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经审查后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其依法批准逮捕。受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委托，副市长翁铁慧赴医院、家中看望受伤孩童和家属，对遭遇不幸的家庭表示深切慰问。

　　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相关信息也逐渐在向社会公开，但网络上仍相继传出“嫌疑人因子女被学校劝退，75万赞助费未归还引发报复”、“嫌疑人是学校教职员工”、“死亡人数不止2人”等不实信息，上海公安部门也已依法处置了相关谣言涉案人。

　　一起备受关注的罕见案件在上海发生之后，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起案件，又该如何去做，才是对自己及他人最好的？

　这是一起个体偶发案件

　　嫌疑男子被控制的现场照片在网上曝光后，有人认出就是其大学同学黄某川，并称黄某川在大学时就有反社会的感觉，性格孤僻，竞聘班干部没有当选后，心怀怨恨，觉得同学都是针对他，大四毕业时还给许多同学QQ留言威胁的言语。本科毕业后6年间考研失败、陆续找工作也不顺心，建筑设计稿被批评就认为同事都针对他，先后更换了工作十余次。“以我现在所了解的情况看，本案是一起反社会人格者所实施的犯罪。”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犯罪学教研室主任、教授陈和华表示，这种变态人格者在人格特点上，通常性格内向，遭受挫折时易迁怒他人，仇视他人，缺乏基本的道德界线，情绪冷漠：“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有这种人。”

　　今年以来，日本、英国、美国都发生过类似案件，到目前为止，全球还没有哪一座城市，可以宣称自己已阻止这类案件的发生，也没有权威的研究，能证明此类案件背后有着共同的、可预防的规律。在一些专家和市民看来，一起恶性案件发生之后，有必要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查漏补缺，但社会不可能对每个极端案例负责，此类犯罪嫌疑人的思维方式往往与常人迥异。同时，他们往往将儿童、女性等弱势群体作为首选对象，案件伤亡往往惨重。

　　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凌看来，“挫折经历可能是早先的，也可能是近期的;可能是具体的，也可能是泛化的;可能是实际经历，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个人释义和个人体验。比如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他的大学毕业后在多地就业不顺心，就认为自己生活无着，事实上很多跟他有同样经历、甚至更加艰难的人都在努力坚持。”

当个案遭遇谣言，更需理性的“声援”

　　“没想到上海会发生这样的案件”——这是许多市民和网友对这起案件的第一反映：上海还安全吗？

　　“当然不必恐慌。”陈和华强调：变态人格在全体人口中的比例极少，人格变态也不是绝对导致犯罪，更不是绝对导致杀人：“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犯罪不是模仿的结果。”他也认为，就本案而言，嫌疑人尾随学生至其落单后，在离校门口130米左右行凶，其实是因顾忌校门口有保安护校不敢动手，有意避开校园安防，作案后迅速被护校保安和群众合力制服，“从另一角度讲，一个社会即使将所有的财政收入都用于安全投入，也不可能确保每一个个体的安全。”

　　在李凌看来，当下网络技术增加了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但也会让所有人更加快速、直接、毫无过滤和差别地暴露于任何信息，产生“曝光效应”，各种转发更扩大了事件的影响：“让人们对事件的普遍性、严重性、恶劣性都有扩大化的错觉，也因此会产生更强烈的情绪唤起。而巨大的焦虑、恐慌、愤怒、悲伤等情绪之下，人们又更容易出现极端化、非理性思维和言行。相互感染，形成恶性循环。”此外，李凌认为，因为人们经验、兴趣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面对同样的的信息，其实选择性关注的部分是有差异的，不同人会被触动到不同方面：有人痛、有人快、也有人蹭热点。造成众声喧哗、真假难辨。

　　而近年来，重大案件、突发事件发生后，谣言渐成“标配”，这些不实的“原因”“细节”往往成为影响市民安全感的关键原因之一。6月30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公布消息称依法查处8名编造、散布与“6·28”浦北路持刀杀人案谣言的涉案人。

　　例如此次案件中最早流传的“嫌疑人子女被劝退，赞助费未归还实施报复”，始作俑者是26岁的房产中介吴某某。他坦诚自己长期通过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布业务信息，需要提升阅读量。案件发生后他拼凑发布不实信息，引发大量转发。目前吴某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在李凌看来，终结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比如引起关注的案发地附近学校毕业典礼是否举行自媒体上有截然不同的猜测，只要公开就能消除不实信息。”

痛过之后，我们该怎么做？

　　案件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在反思：哪些环节做得更好一些，才能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

　　加大巡逻警力，重点区域内进一步增加武装驻守，提高见警率以提升震慑力——这是被许多人提到的最直接的措施。事实上上海由社会面治安巡逻防控、武装应急处突和群防群治力量守护工作构成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和“视频+实兵”巡逻机制已实行多年，其时效性也已被证明。

　　但在许多专家看来，单纯依靠增加警力投放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李凌认为，恶性事件发生后人们寄希望于来自警方的庇护，表达了对警方的信任和期待，不过：“处处布警的确对不法分子有威慑作用，但同时也可能增加公众不必要的恐慌心理，而且整个社会运转的各个环节中警力也不可能实现无缝衔接。如何达成平衡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陈和华也认为，这类犯罪不同于恐怖主义犯罪，也不同于精神病人的肇事肇祸，事先鉴别式的防范处置殊为不易。他建议解决之道要“近有预警系统，远要消除犯罪土壤”：“这些都需要全社会协同努力，而且非一日之功。”

　　李凌认为，这样的不幸案件发生之后，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开始做许多事情：“首先是关照案件、事故中人以及其他人的权利。比如停止传播现场图片、视频，这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可能间接受创伤者的保护。还有就是不轻易信谣传谣，尽管悲悯之心殷切，但面对不确定的信息也要三思而行，避免感情用事。当然也要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

　　近年来，网络上下也出现一种声音：惨剧发生之后，如果周围的人还能正常生活，还有欢声笑语，就是“冷血”“三观不正”。“生活如常并不代表冷血。”李凌表示，创伤事件之后幸存者会有惋惜甚至会有负疚感，这是一种正常的创伤后反应，但有些人表现得会更强烈些，甚至认为“这种时候我还享受快乐是可耻的”的想法，也会要求其他人同样如此，这其实可能是一种过度反应，也可能成为道德绑架造成新的伤害：“我们需要哀悼逝者，需要吸取教训，但同样需要继续生活、感受希望、珍惜拥有。”

　　无辜孩童被害，触动了社会心理最柔软的部分。恶性事件发生后，城市面对灾难的能力、社会修复的能力取决于每个人克服恐惧的能力和心怀希望继续生活的勇气，取决于我们从悲伤与愤怒中寻找改善的努力，这是根植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应对极端事件的巨大武器。

　　6月29日下午，赶去浦北路为离世孩子献花之后，市民杨瑜清乘坐地铁回家。“当时心情很沉重，老实说也对上海公共场合的安全有些疑虑。”当她过安检时，她和前面的人几乎同时将随身包取下放进安检仪。那一刻她“豁然开朗”：“我做不到爱人如己，但我愿意通过这个小小的举动告诉陌生人，我胸怀善意，值得信任，我相信他们也会如此。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上海，平安是我们共同的意愿和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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