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姓中的“梁”姓发源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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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百家姓中的“梁”姓发源地在哪里?
• 2、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重庆的旧址在哪儿？？？
• 3、“大学”，我国古代的大学，始于汉代，是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是国家举办的官学。

百家姓中的“梁”姓发源地在哪里?

梁姓渊源

关于“梁”字：
梁姓所用的“梁”字，其最早的含义是和土木工程的营造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梁”是流水小桥，也是捕鱼的坝堰，梁姓先祖居住的陕西韩城又有不少形似桥梁的“梁山”，七沟八梁，无梁不成山。
《诗经》卷之六《大雅·大明》曰：“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国语·周中》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这里的“梁”，就是架在河流上的桥，所以其注云：“成梁所以便民，不使涉也。”有了小桥，人们就不需要赤脚趟水，当然给百姓带来很大便利。“梁”字除了有桥梁的含义之外，在古代还有河堤的意思。地处河南黄河故道上的开封城，历史上称为“大梁”，之所以这样称呼，并不是因为这里有大的桥梁，而是因为那里有许多大的矮坝堰，利用它可以捕鱼，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诗经》卷之二《（北阝）·谷风》曰：“毋逝我梁，毋发我笱。”这里的“梁”，就是“鱼梁”，即在河边筑起的矮堰，站在矮堰边，可以用竹子编织的笱，捕捞泥鳅之类的小鱼。孔子有个学生就叫“梁（鱼+颤-页）”。“鳢”就是泥鳅、黄鳝之类的小鱼。《韩非子·内储说》卷上《七术》云：“似蛇，蚕似蝎。”所以，孔子的学生要把“梁”字和“鳢”字连接在一起，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姓名。
黄河故道上有捕鱼的矮堰，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夏阳就不可能有此物了。赢姓之后，在夏阳被封为梁伯，则主要是因为这里有座古今闻名的“梁山”。《禹贡》上有“治梁及岐”。《诗经》卷之六《大雅·韩奕》则有“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梁山古属同州府，即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市。
梁姓来源主要有五：
一是出自嬴姓，为帝颛顼裔孙伯益之后。
据《元和姓纂》所载，嬴姓伯益传至第十六世孙非子，因善于畜牧而出名，周孝王很高兴，就封他在秦谷为附庸国，让他恢复赢姓，称为秦赢。其曾孙秦仲为周宣王大夫，征讨西戎时不幸被杀。秦仲的五个儿子征得周宣王的同意，率兵七干，再战西戎。终于获胜，恢复了被侵占的疆土。周宣王大喜，便给秦仲的五个儿子一一加官封地，封二儿子康在夏阳梁山(今陕西韩城县南)，立国为吕，称梁康伯。春秋时，梁康伯的后人梁伯喜欢大兴土木，老百姓承受不了繁重的劳役和赋税，纷纷逃亡国外。秦穆公便以拯救梁国人民的名义，于公元前641年攻灭梁国，其子孙便以国为氏，称梁氏，史称梁姓正宗。是为陕西梁氏。
《沈隐侯集·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云：“梁氏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赐姓赢氏。周孝王时，封其十六世孙非子于秦。其曾孙秦仲为宣王侯伯，平王东迁，封秦仲少子于梁，是为梁伯。汉景帝世，梁林为太原太守，徙居北地乌氏，遂为郡人焉。”由此可知，少昊氏——伯翳——非子——秦仲——梁伯，血脉相承，在春秋时期形成梁姓。据《山海经》等神话传说记载，少昊氏是传说中东夷部落的首领，名挚(一作质)，号金天氏。他的母亲名叫皇娥，父亲是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有一次，太白之精光临人间，降落在西海之滨，在水的一方遇上了花容月貌的皇娥。两人一见钟情，彼此相爱，于是就玩起了美妙的游戏，奏起了动听的音乐。他们尽情地游玩，放纵地嬉戏，一直玩到日落西山，晚霞烂漫，方才感到又饥又饿。他们二人便来到森林中采摘桑葚，解渴充饥。没想到这西海之滨的孤桑之葚，叶红葚紫，万岁一实，吃完之后可以长生不老。二人吃饱之后，以桂树为表，结薰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以此作为爱慕之情的永恒纪念。然后，二人泛舟海上，“抚桐峰梓瑟，唱清越之歌”，度过了一段风流而浪漫的岁月。不久，皇娥有了身孕，生下了他们的爱情结晶，他便是少昊氏。
少昊氏能听百鸟之语，辨百兽之音，因而能与各种禽兽自由对话，驯服牲畜，成为部落德高望众的首领。在少昊氏做首领的部落之中，人们以小鸟作为自己的图腾，以鸟命名自己的官员，设有工正和农正，管理手工业和农业。
少昊氏有八个儿子，天下之人谓之“八凯”。“八凯”的后嗣又有皋陶，皋陶的儿子是伯翳。伯翳“能议百姓，以佐舜禹抚驯鸟兽，舜赐姓赢”。伯翳的后代有仲衍，长得是鸟身人头，担任夏帝的“大戊御”。仲衍生费仲，费仲生恶来、季胜。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杀死了恶来。另一个儿子季胜接续赢姓的香火，生下造父，造父在周穆王身边做官。周穆王游览西海之际，徐偃在国内犯上作乱，造父率领周穆王的军队，一日千里，讨伐徐偃，最终平息叛乱。为表彰造父的战功，周穆王封造父于赵城，因以为氏。不久，赵城失守，他又逃到赵夙，担任了晋卿大夫。这一支赢姓，以国为氏，改姓赵氏，就是赵武灵王那一族系。
恶来虽死，却有后代非子活在人世。他继承了祖先善长驯服牲畜的一技之长，被周孝王封为侯伯。当时，强大的西周政权已经是到了强弩之末，国力江河日下，少数民族乘机入侵周朝边界，掠夺周朝的财富和人口。特别是好战而强悍的西戎，更是掠夺成性，变本加厉，烧杀不止，成为西周朝的心腹大患。
国难当头，秦仲作为侯伯非子的曾孙，又被周宣王封为侯伯，并担当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只可惜秦仲“出征未捷身先死”，刚一与西戎交战，就命丧黄泉。
好在秦仲身后还有五个能征善战的儿子，为了给父亲报仇雪恨，他们主动向周王室请战，要求率兵西征，剿天西戎，收复失地，解除国家的心腹大患。周宣王很快就批准了秦仲五个儿子的请求，拨给他们7000匹良种战马，反击西戎。
秦仲五子果然没有辜负周宣王的一片苦心，奋勇杀敌，大败西戎，威名远扬。西周王朝为表彰五兄弟的赫赫战功，封秦仲的长子为西陲大夫，封二儿子秦康为梁伯，封邑在夏阳梁山(今陕西省韩城市附近)，定为梁国。梁伯好大喜功，经常在封邑内大兴土木，修建宫室，搞得百姓怨声载道，痛苦不堪。公元前641年，秦穆公率大军进攻梁国，梁国土崩瓦解。梁伯的子孙为怀念故土先祖，就以梁为姓，形成梁氏。宋人郑樵《通志》也认为：“梁氏，赢姓，伯爵伯益之后秦仲，有功于周平王，封其少子康于夏阳梁山，今为同州县，犹有新里城。新里，梁伯所城者。《乐史》云：新里在澄城，僖十九年，秦取之，子孙以国为氏。”这部分梁氏，在后来移居河东的不少。
二是出自姬姓
据《路史》等所载，东周时，平王有儿子唐被封在南梁，治汝(今河南汝州市西南)，后被楚所并，其子孙以国为氏姓梁。安定梁氏出此。是为河南梁氏。
《潜夫论·志氏姓第三十五》云：“昔者，圣王观象于乾坤，考度于神明，探名历之去就，省群后之德业，而赐姓命氏。”这说明，姓氏是君王依据自然天象，而对王公子弟赋予的特殊称号，以此来表彰他们的功德。《国语·晋语》记载：“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简、僖、姑、儇、依是也。”姬姓原本是黄帝的姓氏，只有黄帝的嫡传之子有资格继承这个姓氏。所以，黄帝正妻嫘祖所生的两个儿子玄嚣、昌意，就成为姬姓的合法继承人。玄嚣，又名青阳，居于江水一带。昌意居若水，娶蜀山氏之女昌仆，生高阳氏。高阳氏就是颛顼，他生于若水，居于帝近(今河南濮阳东南)，担任过北正之官，主要管理民事。高阳氏之后在商朝末年建立西周，实行分封制，将姬姓子孙分封到神州各地。周平王的儿子姬唐封于南梁(今甘肃陇西一带)，其后代就以梁为姓。所以，邵思《姓解》、《广韵·路国记》都认为：梁姓直接由姬姓演变而来，是黄帝的正宗传人河东之梁氏——土生土长的又一支梁姓。
三是以邑命氏
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春秋时晋有梁益耳、梁弘、梁由靡，因晋有解梁城，高梁、曲梁等地，故以邑为姓。是为山西梁氏。
河东梁氏也是由地名得姓。“晋有解梁城，高梁、曲梁之地，此则以邑命氏者也。”(郑樵《通志》)故夏阳梁氏产生之前的梁姓人物，有一部分是河东梁姓。西周的梁鸯，春秋之时的梁弘、梁由靡、梁五、梁婴父等等，皆为河东梁氏，这一点从多种典籍上的记载可以证明。
梁鸯是周宣王牧正的役人，能够驯服各种禽兽，因而被周宣王招至园庭之内，饲养虎狼之类动物，无不驯顺。周宣王向梁鸯请教驯兽的技巧，梁鸯说：“我不违背动物的要求使动物发怒，也不迎合动物的需求使它们欢乐，我的内心没有顺逆，则就被禽兽视为同类，所以能彼此沟通。”言外之意是向周宣王传达治国的方略。梁鸯在世时，夏阳梁姓还没有形成，这个生活在秦晋交界地带上的梁氏人物，泰半可能是晋人，也有一部分来自黄河对面的夏阳。
这些来自晋国的梁姓人物，不是出谋划策的士大夫，就是率兵打仗的赳赳武夫，文武双全，在春秋战国之际，颇有威名。晋国有两位梁弘，一个是曲沃武公的战车军官，曾在汾水之滨大败晋哀侯，并俘获晋哀侯与栾共叔，此事发生在桓公三年(公元前709年)春。另一个梁弘是襄公的大夫。据《左传》记载：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秦国的军队讨伐郑国，没有成功，于是便顺手牵羊，灭掉了滑而班师回朝。此举激怒晋国的军队，他们兴师动众，讨伐秦军，在觳(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大败秦军，俘获了秦国丞相百里奚的儿子百里孟明，给秦军以沉重的打击。
梁由靡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献公在位时，跟随里克讨伐狄人，驾御战车，败狄于采桑(今山西宁县境)。梁由靡认为狄人没有廉耻，放纵他们必然遗患无穷，不如乘胜追击，彻底打败他们。里克却认为不可，遂止。后来狄人果然又来侵晋。
由于河东梁姓人氏能征善战，人相出将，闻名遐迩，后来被朝廷迁往甘肃和宁夏一带，形成最著名的安定乌氏梁姓。
四、源自魏国、魏文侯少子毕的后裔。
据《通志·氏族咯》所载，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国分晋后，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在今河南开封市)，从此魏国亦被称为梁国，后亦有梁氏。是为河南开封梁氏。
“魏”是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姬姓，位于现在的山西省芮城县。晋献公攻灭魏之后，把它改成毕万的封地。毕万的后代魏斯与韩、赵三家分晋，列为诸侯，定都安邑(今山西运城一带)，国号“魏”。为躲避秦国的威胁，魏迁都大梁，又称梁。大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到了魏文侯少子毕统治的时候，魏国为秦所灭，毕之后代以国为姓，形成开封梁姓。
五、少数民族改姓梁氏
鲜卑族
《魏书·官氏志》也说，北魏时的鲜卑人中有一支姓拔列，在孝文帝改姓时被称为梁。由此可知，当今梁姓人中还有一些是当年鲜卑族拔列氏的后裔。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的长城内外，活跃着不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要算匈奴、鲜卑、羯、氐、羌。由于匈奴族在两汉时期，多次与刘姓皇族通婚，他们的后代便放弃胡姓，改为汉族刘姓。像十六国时期的刘渊、刘聪、刘曜等人，他们就是改姓汉姓的匈奴人。北魏孝文帝入主中原，大力推行汉化改革，一大批鲜卑贵族开始说汉话、穿汉服、姓汉姓。身份较高的鲜卑人分别被赐为元氏、长孙氏、穆氏、陆氏、贺氏、刘氏、楼氏、嵇氏、尉氏等十大贵姓。地处代北的拔列兰氏，在这次汉化活动中被改为梁姓。所以，王圻《续文献通考》认为“梁氏有二，伯益之后，封于梁，以国为氏。又有拔列兰氏改为梁氏，魏姓也。”在这一时期，也有一部分胡人改姓梁氏，像梁国儿等人就是如此。清朝时期，世代居住在铁岭一带的满族良佳氏又改姓梁氏，给梁姓氏族增添了不少新鲜血液。
蒙古族
在河南省汝阳县的陶台堡，那里生活着一支与众不同的梁姓氏族，他们就是由蒙古族皇亲国戚的后裔演变成的大家族。这个家族的先祖为也先帖木儿，他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五个儿子，他的儿子和克齐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世袭父亲的封号，出任云南王，后来又改封营王，他的女儿嫁给了蒙古沈王。
汝阳梁姓的第一世始祖为梁彪，第二世为梁志、梁忠，第三世为梁暹，第四世为梁玉，第五世为梁成。梁成曾经在浙江做过钱塘县尉，明朝授予他钱塘尉管军百户。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梁铭，二儿子梁镛，三儿子梁鉴。
梁铭，《明外史》有传，官至征西将军，封保定伯爵。据《名山藏勋封记》记载：“梁铭，汝阳人，嗣父燕山护卫百户，从靖难守战，积功为都督府佥事。”洪熙元年(1425年)，他担任参将，出镇宁夏，不久去世。是否担任过征西将军，正史不载。
梁铭的儿子梁瑶，继承了父亲的封爵，在交趾当兵。正统十四年(1449年)，他担任副总兵，镇压邓茂七发动的农民起义，因军功受到嘉奖。没想到邓茂七手下的残余势力，宁死不屈，再次发动起义，使梁瑶受到降职处分。景泰二年(1451年)，梁（王缶）担任“平蛮将军”，到湖南、贵州镇压韦同烈的民乱，经过三年苦战，平息了民乱，他因此进封流侯，加禄五百石世伯。天顺元年(1457年)，梁（王缶）晋升为总兵，镇守陕西，又在凉州平叛中荣立战功。七年之后，他被朝廷召回，封世侯，去世后赠蠡国公。梁瑶多次掌管兵权，从不滥杀无辜。他的儿子都在军中当兵，南征北战，多次立功，被朝廷授予要职，均辞而不受，深受时人褒扬。
梁成的二儿子梁镛，后来从汝阳移居到四川保宁府阆中县，在这里形成阆中梁氏，梁成也随儿子移居到四川，梁成的老伴，则随儿子梁鉴去了江宁。
梁鉴是在明朝初年由汝阳迁往南京的，当时居住在江宁府葛仙乡。由于子孙繁衍较快，人丁兴旺，梁氏家族分别居住在邵上村、向上村、涤口村、湖墅村等四村，其中湖墅村的人数最多、势力最大。
湖墅部位于会城南八九十里许，出聚宝门，有小河可达，循岸需行走一日。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特别适宜水稻和桑树的种植。人口大多以农业为主，读书做官的不太多。有梁志仁者，见于典籍。据《明外史》记载：“梁志仁，南京人，保定侯铭之裔也。万历末，举于乡。崇祯六年，授衡阳知县，调罗田邑。豪江犹龙与贼通，志仁捕下狱。犹龙知必死，潜导罗汝才别校攻城。志仁偕典史单思仁、教谕吴凤来、训导卢大受，督士民守御。已而城陷，志仁持长矛巷战，杀六贼，力屈被系，使跪不屈，贼怒，碎其肢体而焚之。妻唐被逼，亦大骂遇害。思仁等亦不屈死。”由此可知，《明外史·梁志仁传》误把梁鉴之后，误当做梁铭之后，但这也恰好，证明他们肯定是梁成的后代，世居河南汝阳。梁铭的后代后来移居到河北保定，后代有梁傅、梁任、梁永福、梁继藩、梁世勋、梁天秩。
到了梁氏第二十世，梁宝善的一支迁居到广西桂林，在由桂林去湖南的途中，梁家的老人途中患疾，卒于舟中。正当梁家人左右为难的时候，听说当地有位姓梁的人，就去拜访。一打听，才知道是保定府遵化郡的同族兄弟，姓名梁竹君。梁竹君慷慨解囊，出钱出地，帮助他们安葬老人，其丧礼如同家人。
咸丰初年，洪秀全、杨秀清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军两次进攻桂林，给梁氏家族造成很大恐慌，大家都想去逃难，其曾祖不肯搬迁。正好梁朝议的儿女亲家黄金门在湖南永川县任职，于是去投靠了黄金门，黄金门退职之后，与梁氏人家回到长沙，不久便投靠了梁竹君，在湘潭定居下来。
此支梁氏，前后出过进士1人，举人9人，贡监21人。三品官1人，四品官1人，五品以上官17人，八品以下官15人。有90岁以上的老寿星2人，八十岁以上的老寿星8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20人，60岁以上的老人31人。
宕昌羌
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是三苗之后，西周之初，他们的先祖曾经随周武王讨伐商纣。汉朝时，羌族有先零羌、烧当羌等，世代居住在汉朝边地，不断骚扰内地，成为边患。他们主要分布在金城、会宁、安乡、西平等地，逐水草而居。《风俗通》说：“羌者，其先本戎贱，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他们的风俗习惯是：“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妻后母，纳嫠嫂，如北狄之俗，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织。” 《广志》上说：“羌与北狄同，其人鲁钝，饶妻妾，多子女，一人生子数十，或至数百。”这种特殊的生育观念，对于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羌族，无疑是繁育后代、延续种族的法宝。
羌族梁姓的始祖，是南北朝时期的梁勒，《北史》上记载为“梁（勒心）”。据《周书·异域传》记载：“有梁勒者，世为酋帅，得羌豪心，乃自称王焉。其界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带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部众两万余落，勒孙弥忽始通使于后魏。”仇池位于甘肃成县西北的洛谷镇，是羌族梁姓的重要居住地。由历史记载可知，他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始于梁勒的孙子梁弥忽，先后保持了九代人。后来，梁企定与渭州人郑五丑发动叛乱，与中原政权进行对抗。朝廷于是派遣大将军豆卢宁和王勇等人前去镇压，平定了宕昌羌的骚乱。保定元年(561年)梁弥定派遣使者贡献方物，要求讲和。不久，他又送来了生禽猛兽，讨好北周。保定四年(564年)，梁弥定再次发动叛乱，入侵洮州。洮州总管李贤把他们驱逐出境。一年之后，梁弥定又联合吐谷浑入侵石门，李贤再次给予迎头痛击，将宕昌羌驱逐出境。梁弥定的屡次侵扰，激怒了北周武帝宇文邕，周武帝当即派遣大将军田弘率大军追击宕昌羌，将他们大部歼灭，把他们的故地改为宕州。这支梁姓除少部分作鸟兽散，逃向荒漠之外，定居下来的逐渐被汉化
在其他羌族部落中，也有不少梁姓人物。据《万姓统谱》记载：“梁览，字景（睿攵），魏金城人，世为西羌部落。”他的曾祖梁穆就是一个羌族部落首领，由于他把抱罕城奉献给北魏，因此被北魏封为临洮公。他的祖父梁（显页）官至尚书，封南安公。他的父亲梁钊，任河州、华州的刺史，封新阳伯。梁览本人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官至太傅，封安德郡公。
居住在甘肃天水一带的氐族人梁谠、梁熙兄弟。他们虽然是少数民族，却在民族融合中接受了*的先进文化，并成为博学多才、妙笔生花的天下，名士。时人谚语说：“关东堂堂，二申两房，未若二梁，琼文绮章。”
据《前秦录》记载：无愧为氏族的骄傲“梁谠，字伯言，略阳(今甘肃天水)氐人也，博学有隽才。仕建，为著作郎，稍迁至中书令。”苻坚即位之后，梁谠出任安远将军、幽州刺史，镇蓟城。没有多久，他又进位侍中。
梁谠的弟弟梁熙，也以文藻清丽建重于时，但名气和官职却比兄长逊色许多。
氐族
氐族是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就建立了国家制度。秦汉以来，世代居住在岐陇一带，与梁氏的发源地很近，故氐族中的梁姓为数不少。
略阳氐人梁平老，他才识明敏，令行禁止，有王佐之才。苻坚非常欣赏他，倾身呵护，无微不至，很快成为莫逆之交。苻生当皇帝时，荒淫奢侈，对酒当歌，喝醉了经常借酒发疯，胡乱杀人，搞得满朝文武大臣人人自危。梁平老当时担任御史中丞，很有正义感。他先去找苻坚商议，决定处死苻生，为国除害。梁平老说：“大臣们在朝一日，如度十年。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怀异志。燕晋二方，伺隙而动，恐怕祸乱发生的时候，国家俱亡，这是你殿下的事情，应该及早下手。”苻坚认为梁平老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行动方案，寻找机会处死了苻生。苻坚即位，梁平老升任尚书左仆射，并作为全权大使，都督北蕃诸军的军事行动，后又升任镇北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朔方侯。建元八年(372年)十一月，梁平老积劳成疾，与世长辞，谥曰“桓”。梁平老在镇十余年，鲜卑、匈奴对他是又怕又爱，敬而远之。他的儿子梁成，担任过中垒将军、兖州刺史、荆州刺史，主管荆州、扬州各州军事事务。后来，他又领护南蛮校尉，配兵一万，镇守襄阳。不久又转任卫军将军，驻守洛涧。淮南战役失败后，梁成被东晋将士所杀。
后秦将领梁国儿，不知属于什么民族，史籍称“西胡人”，意即西域的少数民族。梁国儿身强力壮，擅长骑射，在姚苌的手下当镇北将军。他作战勇猛，身先士卒，随姚苌南征北战，立下的大小战功不计其数，被封为平兴侯，进位侍中。梁国儿忠诚朴实，有少数民族不拘小节的习惯。他曾在平凉为自己建了一座陵墓。时常带领妻妾到墓中饮酒行乐，喝到尽兴之时，就站到灵床上放声高歌，当时的人或以此为笑料，当面讥讽梁国儿，而他却不当一回儿事。由于他性情开朗，不拘小节，一直活了八十多岁去世。

梁姓迁徙史

梁姓在晋代以前集中繁衍于北方各地，且以西北为主要的分布地区。秦汉之际梁姓散居于河东(今属山西)，汉景帝时，有梁林为太原太守。西汉末年，梁氏自河东迁居北地(今陕西耀县、富平一带)。汉平帝时，梁姓后裔已分为两支：一居安定(今甘肃东部及宁夏大部分地区)；一居扶风(今陕西关中西部一带)。梁姓南迁是西晋“永嘉之乱”之时，有梁芳以族随晋渡江，便大举繁衍于钱塘(今浙江杭州)、合浦(今属广东河浦)之间，其后梁遐开基福建福州，是为闽、粤始祖。隋唐时期，梁姓在南方又有了新的发展。宋末因金兵入主中原，直到蒙古军南下，梁姓再次南迁，至元、明梁姓在广东、福建、浙江已发展成大族，并遍及全国各地。
香港地区的梁姓，一般来自广东的番禺、新会、顺德、南海等地；台湾的梁姓，一般来自江苏、浙江和福建。据统计，在1946年以前，80%的台湾人都来自福建，其中漳州人、泉州人最多。*败退台湾之后，台湾的汉族人口急剧上升，约占全岛人口的89%。
移居海外
远在西汉时期，被称为“乐浪郡”的朝鲜就有了*、汉姓。到了隋唐时期，由于隋炀帝三征高丽都以失败告终，大批*作为俘虏留在了高丽，其中当然包括一部分梁姓人口。公元 892年，新罗发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就是一位名叫“梁吉”的新罗人。梁吉是北原小京(今江原道原州)的地方豪族人士，因不满社会现实，乘机发动农民起义。他信任贵族出身的僧人弓裔，让他带兵攻打溟州酒泉郡，弓裔利用手中的权力，招兵*马，扩大势力，于897年宣布自立。梁吉率兵攻打弓裔，双方在非恼城进行决战，梁吉战败身亡。时至今日，朝鲜和韩国境内依旧生活着许多梁姓人口，像乒乓球运动员梁英子、实业家梁玉京等都是举世闻名的梁姓人氏。
越南古称安南、交趾，在历史上与中国交往很多，联系也十分密切，生活在这里的梁姓人也为数不少。例如发生在1917年的越南太原士兵反法武装起义，其领导人之一就是梁玉眷。梁玉眷原为越南在日本的留学生，毕业于日本的振武学校，后加入越南的光复会组织，因从事革命活动，于1915年在香港被英国当局逮捕。出狱后，梁玉眷又于1917年，与郑文艮一起发动士兵起义，占领太原市。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失败，梁玉眷光荣就义。
美国，从1943年至1965年，共接纳华人66145人，其中梁姓人只有137人。1965年，美国补充修改了移民法，华人人美人数明显增加，到1980年，美国的华人数量已达806040人。从1981至1990年，华人数量从80万猛增到 164.5万人，约占美国人口的6%，其中的梁姓人数没有记载。
加拿大自1967年实施新移民条例后，华人数量增长很快。1967年，加拿大全国共有华人7.9万人，1991年增加至58.6万人，其中多伦多25万人，温哥华15万人。从1858年首批广东籍华工抵达加拿大，大量的广东人就开始了他们的美洲之行，特别是来自广东台山、开平、新会、恩平的“四邑人”数量最大，约占华侨人数总量的78.5%，主要从事饮食、杂货、房地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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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迁到重庆北碚了，抢占了西南师范学院的校园（当时哈工大的国防战略地位进非常重要，其它一切为此让步），就是现在的西南大学校址，西南师范学院校址曾是解放初川东行署所在地，里面还有一家四川外语学院。为了支持哈工大战备搬迁，两所大学无条件让出教学办公用房和宿舍，其中西南师范学院迁到梁平办学，占用的是中学校舍，据说该中学又只好去占小学校舍。这一连环的鹊巢鸠占并没有真正的赢家，原哈工大老家的校址也难以保全。哈工大已经划归黑龙江省地方，与黑龙江工学院、哈尔滨电工学院合并组成新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而且校外单位的建筑和民居逐渐侵入，为多年后哈工大清理整顿校园环境留了很多麻烦。

“大学”，我国古代的大学，始于汉代，是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是国家举办的官学。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拥有 3 000多年的太学史，曾经一度是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但是中国近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只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是典型的“后发外生型”，这种教育的现代化并不是直接由传统教育的内部需求自然演变而来的，而是在外力的压迫下强行生成的。中国高等教育源于西方近代的“大学制度”。伴随着19世纪末西方大学制度的传入，以及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开始，中国高等教育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也就开始了自己漫长而曲折的近代化征程。近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高等教育近代化也一样。中国高等教育，从清末到民国结束，在半个多世纪里，经过一代代学人和政治家的努力，已基本上完成了高等教育“内容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近代化，但“理念层面”的近代化却相对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更少有专门而系统的论述。事实上，理念层面作为大学发展中的“灵魂层面”，其近代化的实现对大学的发展尤为重要。原因在于：其一，就学理而言，一国高等教育理念近代化的完成与否，标志着该国整个高等教育近代化是否最终完成；其二，就大学发展的实践而言，理念的近代化是大学发展中的一个不可超越的阶段，只有完全实现了内容、制度、理念各个层面的近代化，大学才能得到根本性的发展，这一点已为各国大学发展的事实所证明。中国要实现繁荣富强的梦想，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的高等教育要想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也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处理好传统与移植的关系，使移植的现代化根植于广阔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这一过程将是极其复杂和漫长的。

一、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要义

今天重提中国高等教育理念的近代化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从历史意义上讲，中国高等教育只有最终完成了理念层面的近代化才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最终完成。从现实意义上讲，中国高等教育理念近代化的完成，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根本途径所在。因为中国目前所采用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西方的“大学”，而其理念却不是西方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这样一来，中国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就受到了天然的限制。借用文化上“体”与“用”两个范畴，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性困境在于“体用不合”，改革的出路便在于通过理念的近代化最终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体用不二”。

“近代化”在西文原意中是一个含义比较固定的概念，它有着具体的时限，所以，在西文文本中会有“前近代”与“后近代”之说。而在中文语境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近代化在通常意义上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上，它可以泛指社会从一种低级形态向另一种有着质的区别的社会形态的过渡。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已完成了一次近代化，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正在向另一次近代化迈进，即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我们从这种定义出发，世界高等教育也经历了两次近代化，即从中世纪大学向近代大学的转变，以及从近代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

中国高等教育是整个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产物。它萌生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清朝末年，而在民国以后获得迅速发展。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所直接起源的是西方的“大学制度”，而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和科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高等教育“近代化”将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展开。具体表现在：其一，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作为对传统高等教育的一种背离，其所继承与发展的是西方近代的大学制度，要想使这种外来的大学制度在中国获得很好的发展，近代化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过程；其三，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形式的阴影一直存在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只有经历近代化才能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纯粹”的高等教育形式。自清末至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不平凡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与世界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总进程相比，有起点高、起步迟、过程曲折的特点。说其起点高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没有经历中世纪大学向近代大学的过渡，而是直接以近代大学为发展基点；说其起步迟是因为中国引入西方近代大学之时，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完成了从近代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说其过程曲折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是在清末、民国社会极为动荡时期完成的。

二、中外近代高等教育演变的比较

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是比较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即起步较晚、且由外来因素所诱发。因此，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借鉴、模仿、融合所导致的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

1．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渐变与突变

从世界范围内看，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渐变与突变。在总体上，欧美国家（除法国以外）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上是渐进的，几乎不存在明显的“飞跃”。而在中国、俄国和日本等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则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讲，渐变是发达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而突变则是后发展国家近代高等教育演进的主要特点。

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特别是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是以中世纪大学为其历史基础的。尽管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乃至全部高等教育与中世纪大学在一些基本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近代的大学教育并不是在摧毁中世纪大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事实上，在长达几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中世纪大学的一系列制度不但没有被抛弃，反而在近代大学以至整个高等教育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中世纪大学的学院体制、学位制度，都成为近代大学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世纪大学的一些实质性的要素也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被废弃，仍继续作为近代大学的重要精神财富而得到发扬光大。例如，中世纪大学所具有的自治权、大学内部在学术上自由平等的风气等。简言之，欧美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中世纪大学不断进行变革、更新和改造的过程。欧美近代高等教育应当被认为是中世纪大学或者说是西方高等教育传统的逻辑产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美近代高等教育只是传统的自然延续，也不意味着欧美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量变过程。

与欧美国家显著不同的是，以中国、俄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后发展国家在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主要采取了突变的发展模式。这些国家之所以比先发展国家更为迅速地达到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采用突变的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后发展国家的突变模式，主要包括两重含义。第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乃至整个高等教育，并不是这些国家传统高等教育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些国家在近代先后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高等教育制度，并不是本土文化和教育演进的产物。在这些国家中，高等教育的传统形态与近代模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换言之，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中存在着明显的断层，高等教育的古代史与近代史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这条界线不仅阻挡了古代高等教育向近代的延伸，而且也限制着近代高等教育向古代接受传统的遗产。第二，中国等后发展国家的近代高等教育无论是在基本的制度方面，还是具体的方法上，大多是移植的结果，因而仿佛都是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缺少、事实上也不存在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欧美国家经过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高等教育制度，在后发展国家则成了一个“新生儿”。

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看，这种突变的情形是异常清晰的。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高等教育机构。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到*战争前，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已经完全发育成熟了。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却基本上与传统的高等教育没有直接的联系。无论是洋务学堂，还是大学堂，都未与原有的太学、国子监、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发生实质性的关系。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学习西方、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的产物。由于这个原因，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到近代初期似乎发生了中断，而以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为标志，这个历史过程仿佛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行进方向，并且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伸展。

无论是渐变模式还是突变模式，都是近代高等教育演变历史中出现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甚至必然性的发展模式。它们分别产生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各自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决不能对这两种模式进行价值评判，也难以对它们区分优劣高下。应当说，这两种模式是不同社会发展模式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必然反映，既不能要求后发展国家重新经历先发展国家花费几百年时间走过的道路，也难以设想先发展国家能以后发展国家那样的速度进行探索。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全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而是国际政治环境、国内政治形势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发展策略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2．近代高等教育演变的内源与外源

所谓内源发展，是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内部，来自于该国本身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教育发展所产生的客观需要。所谓外源发展，是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外部，来源于其他国家对该国所施加的某种压力。从总体上讲，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本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客观需要，而俄国、日本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则主要来自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所施加的压力。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即使在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动力也并非总是内在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力就不是完全来自本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来自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国组成的反法同盟对法国所施加的巨大政治和军事压力有关。同样，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则与法国的入侵直接相关。但与后发展国家相比，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更多、更主要地来自于内部社会发展的需要。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更主要地来自外部所施加的压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并不是、或者更准确地说首先不是中国社会内部和中国高等教育自身演进的逻辑结果。促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动力，首先是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所造成的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洋务学堂的兴起和后来大学堂的建立，无一不与中国人当时对国际和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认识直接相关。也就是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并不是主动进行的，而是“被迫”进行的，是入侵的外来列强“强迫”进行的，甚至于其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也与这种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有关。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与中国在外交上的屡遭挫折有关，而各地方创办的洋务学堂从最初的以兵器*和军事学堂为主，到后来以工业*学堂为主，以及从洋务学堂到大学堂，这中间的每一次变化，都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即“西学”）的认识变化相关。而这实际上又主要与中国人对造成日益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之原因的认识相关。

内源发展和外源发展这两种不同的动力模式，并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哪个国家所能选择的。但这种差别对于一个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却是极为深刻和全面的。欧美国家与俄国、日本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差异，与发展的动力来源都是密切联系的。在内源发展型国家中，由于是在较少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开始推进本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因而，这种发展本身便很少具有紧迫性或危机感，相对地说显得从容一些，发展的选择余地更大一些，计划性和连续性也更强一些。而在外源发展型国家中，由于是在巨大的压力下进行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且所发展的又是与本国原有高等教育几乎完全不同的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因而，所能选择的余地和时机极为有限，发展的紧迫性取代了计划性，由此便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和挫折。

3．近代高等教育演变的下位和上位

与社会变革一样，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存在着两条基本路线：一条是自下而上的路线，另一条，是自上而下的路线。所谓自下而上，是指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首先主要是由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以及与高等教育有关的社会人士和机构发动、推进的，只是到了一定阶段，国家和*才加入其中并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中，英国、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在某种意义上，德国也是如此。所谓自上而下，则是指在一些国家中，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首先并主要是由国家和*发动、推进的，政治和行政的力量对这些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发挥了主导作用，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以及社会机构和人士在本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从属性的，也就是说，来自社会的和教育界的各种力量主要是根据国家和*所制定的有关法律、政策而发挥作用的。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在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自下而上”事实上也并不是唯一的路线，法国就是非常典型的采取“自上而下”路线的国家。即使在那些比较典型的采取“自下而上”路线的国家中，“自下而上”也并不是唯一采取的路线，例如美国便是如此。

而在中国、俄国以及日本等后发展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来自中央*（在个别情况下，也来自于地方*）的推动始终是主要的作用因素。从俄国和日本的情况看，中央*始终是推进本国高等教育近代发展的唯一动力，中央*自始至终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在近代中国，情况则要复杂一些。虽然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绝对君主制，皇帝和中央*完全控制着全国的一切权力，但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中央*并未像俄国和日本那样始终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洋务学堂和大学堂的最初建立，确实得到中央*的批准，但这些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真正发展却主要是由掌握了巨大权力的封疆大吏直接推动的。事实上，在近代中国先后建立的大批新式高等教育机构中，绝大多数是由地方*兴办、并设在各省的中心城市的。尽管如此，这些事实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所采取的“自上而下”路线这个性质。这是因为，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即使在中央*的权威有所削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取代中央*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事实上，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每一次重大的变化总是首先由中央*发动的，中央*在北京所设立的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事实上往往发挥着一种重要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由教育界或社会机构和人士所主动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往往难以为*所接受，并作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的参照。这也就是说，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决策的路线往往是“单行道”，“自上而下”的渠道是较为畅通的，而“自下而上”的渠道则是关闭的。

三、中国高等教育的反思与现实的超越

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是一种典型的“后发外生型”模式，起步较晚且由外来因素所诱发，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借鉴、模仿、融合所导致的发展模式的不断转变，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特点。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模仿“泰西”、“以日为师”、“仿德国制”和仿美热潮，在建国后又经历了一段全面仿苏的过程。

1．传统与移植

中国高等教育在起步阶段就向世界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学习，非常有利于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通过这种学习，中国仅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就确立了相对完备的高教体系，这种速度是世界上少有的。也正是在这种飞速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移植，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表面繁荣之下存在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最大之一莫过于缺少自己民族的特色，缺少内在的发展动力和潜力。只有把“外发型”模式转变为“内承型”模式，使教育根植于中国宽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基础之上，根据本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有取舍地借鉴别国先进经验，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具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特色，进而成为世界一流。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热门话题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可否认，国际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我国仍处于发展劣势的阶段，如果不重视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国际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某国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鲁迅先生的这句警戒之言，深刻地指出要想立足于世界之林，必须有自己的特色。这正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所在。

2．大学的理念

从中外近代高等教育演变中可以明晰地看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将大学的理念放在首位，十分强调权力和学术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是相对而言的，但正是这种相对的自由带来了西方高等教育质的飞跃。

具体地讲，权力和学术的自由指的是大学的自治和学术的自由。大学自治，在西方通常又叫学术自治，是指大学应当独力地决定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并将其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大学作为社会法人机构，不受*、教会或其他任何法人机构的控制或干预。这是西方国家一种古老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最早起源于中世纪大学的行会组织。布鲁贝克认为：“自治是高深学问的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无论它的经费来自私人捐赠，还是国家补助；也不管它的正式批准是靠教皇训令，皇家特许状，还是国家或省的立法条文，学者行会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哈钦斯也认为“失去了大学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前近代时期，由于当时统治者忙于“争城掠地”而无暇顾及对大学的控制，使得中国的大学自治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现，实践证明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从后近代时期直到现代，中央及各级*却将对大学的引导异变为一种间接的政治控制。中国社会历来有政教合一的传统。回观百年教育史，教育的政治功能仍然极为突出。从一百多年的维新派创办的万木草堂、时务学堂，20世纪初革命派创办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等，到中国*早期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平民女学、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延安时期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等，皆是政治教育机关，旨在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的领导人才。*执政时期实行“党化教育”，我们党执政后也一度确定了“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的教育宗旨。

学术自由是西方大学理念中最为经典、最为核心的部分。布鲁贝克认为：“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威胁。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要塞，永远不能放弃。”在论及西方高等教育的特点时，西方的学者和管理者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学术自由。我们天天在提学术自由，但其更能表达的是什么并不清楚，我想更多的是一种呼吁和期待，也许更是一种无奈。展望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理念近代化的路是曲折而又漫长的。由于“高校自主办学”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有着质的区别，从而造成了中国大学在发展中，大学制度与理念其相适性会较差，进而会影响中国大学的进一步发展。

教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必然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制约，并服务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但是，教育并不是社会政治经济的附属物，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对于教育领导部门来说，它不能忽视教育发展的独立性，而对于高等教育自身来说则要加强教育的批判功能，“通过不断分析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增强批判功能和前瞻功能并成为预测、警报和预防的中心”。这正是我国高等教育应该着重发展的。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后续历程中，我们衷心希望中国高等教育理念能出现回归，能重新回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轨道上来。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国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的相匹配；只有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达到了相匹配，中国大学才能获得根本性的发展和对现实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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