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补课的大多是补差。
如今，十个学生九个都在补课，差生补，中等生补课，学霸也在补。
西安中小学学生课外培训负担越来越重，家长们也为高昂的培训费叫苦不迭。
校外培训机构的魔力在哪里？
它们野蛮生长的养分是如何汲取的？
“小升初”催生的“奥数热”
刘生玉的孩子现在读初一。孩子小学三年级时，班上有学生报了奥数班，他觉得孩子太小，拖着没报。刘生玉一次在和朋友聊天时，得知这名处长的孩子也在上奥数班。处长说，不上咋办？虽然升学的学校不愁找，但好学校从培训班招来学习优秀的孩子，自己孩子进校后差距明显，会自卑。
孩子上四年级下半学期时，刘生玉给孩子报了奥数班。这个藏身友谊路的奥数班占据了三层楼10多个教室，以“××英语培训班”为幌子应付教育部门的检查。一学期下来，学费花了3200元，孩子排名仍靠后，刘生玉便把孩子转到另一个奥数培训班。“教得不错，关键是老师有路子。”一番打探后，刘生玉心动了，尽管一年学费1.6万多元。五年级结束后，老师问他，有专门针对五大名校的尖子班，费用接近翻番，上不上？看着一上奥数班就蔫不拉几的孩子，刘生玉拒绝了。
小升初时，48个人的班，考上名校的有18个。熟悉的家长告诉刘生玉，都是奥数班用一套套真卷拼出来的。
“现在只要孩子面临升学，就要去上培训班。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直至高考，都有相应的机构存在。”学生家长韩小平说，“存在即合理，说明大家有需求。”
补习学校为名校“中高考”补差
尽管三令五申，但小升初总有暗流涌动的“择校”，那些通过关系迈过的坎，在中学很可能依然面临问题。肖郁金女士的孩子在西安城南一所二类重点中学，一个50人的班，初二上学期测试孩子仍未摆脱全班后10名的名次。
肖郁金说，老师长期对孩子白眼对待，让孩子丧失了自信。初二下学期，在其他学生家长的介绍下，她和丈夫联系了某补习学校，一学期2.5万。学校保留学籍，孩子一个月到学校去两次。
“孩子在那里确实有进步”。肖郁金说，补习学校的学习、生活管理很严格，老师盯得紧，孩子只能专一学习，“这是原来的学校没有的，我觉得这是孩子进步的根本。”
“补习学校为重点中学承担了后进生的培养，但名校升学率跟自己没关系，他们从中获取利益。”一家培训学校的校长杨政勇说。
有补习学校名师月入8万元
已经从某教育培训机构离职的陈兆林告诉记者，在这所培训学校里，培训老师按课时收费，一名特能干的数学名师曾一个月讲课收入8万元。当然，这不是常态。“2014年的时候，最好的老师一年能拿30多万，整个陕西学区有10多个。”
关于培训老师的来源，陈兆林说，一部分是聘请当地学校的优秀老师兼职；一部分是招聘的大学生，这些老师没有教师资格证。培训学校通过人力资源把大学生招聘进来，进行培训后授课，根据学生及家长反馈进行考核。
陈兆 林还 爆料了很多课外培训机构招揽生源的“伎俩”：组织免费教学，把学生家长的电话收集起来，给家长打电话；包装“名师”，以中考、高考押题命中率为宣传点，派名师讲课吸引学生报名，可报名后，名师就不见了，经常给孩子讲课的可能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前些年，培训学校的收费都是收据，没有正规发票。后来有了发票，也只有在家长要求的时候出具。培训机构涉嫌偷税漏税，一直被人诟病。
培训机构充当择校热“经纪人”
西安目前的课外培训市场，可以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来形容。一家培训机构负责人赵谦坦言，在煤炭不景气时，一些煤老板带着资本也进入到培训领域。这一阶段，办培训班的有银行职员，有做生意的各色人等。政府的社会培训力量，比如一些青少年活动场所也参与到课外培训机构。“因为这个行业有利可图，而且是暴利。”赵谦说。
赵谦说，上世纪90年代末，西安课外培训市场初步兴起时，针对的是班级里的差生。那时办培训班的，基本都是学校退休老教师，属于教师办学。当时在学校上一节课1元钱课时费，如果代副课只有7毛钱，但在培训班代课两个小时80元。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一些交给地方的国企子校、高校附属学校和民办学校开始兴起。一批从公办学校退休的名校长、名老师进入民办学校，成为办学主力。2008年后，民办学校开始脱颖而出。这期间，课外培训市场上的奥数热逐步升温，培训机构开始充当择校热的“经纪人”。课外培训从学校教育的补充成为一种刚需，培训机构学生分层明显，有专门接收五大名校学生的超尖班。
目前，国家四部委联手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我们期待，校外培训机构“野蛮生长”的状态能得到有效遏制。（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出要“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资深业内专家表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的提法是“第一次”。
中国基础教育负担过重，几乎成为全民痛点，也成为亟待破解的“民生短板”。是时候好好反思——我们的教育为何走进了“越减越重”的减负怪圈，校外培训机构为何能与基础教育互为“掎角之势”，因补课背负沉重经济负担的家长们为何难以自拔……
面对畸重的教育，除了思考，我们还需要勇气和方法，卸下不该背负的重担，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轻装上阵，拥有更长远的未来。
委员热议补习教育是“大产业”有老师年入200万元
“我发现如今有两个教育系统：一个是公办、民办等学校组成的系统；另一个是补习学校，从补习数学、英语等课程到培训书法、钢琴等特长。补习学校如此盛行，我觉得有些不正常。”5日下午，政协无党派人士讨论会上，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委员快人快语。
杜卫说，1日他来北京的路上，随机问了些人，这些人都说，如果孩子不上补习班，学习就跟不上了。“我一听以后，更加紧张了。这个情况，光靠一个教育主管部门来改革，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培训机构是工商注册的，这成了市场行为。”杜卫援引浙江当地的报道举例，一些培训老师的年收入已达200万元。
“有些家长为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送孩子到补习班。有些家长为了图省事，把孩子送去补习。但严重的情况是，有些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到位，到另一个课堂，再收一笔钱，才能讲到位。所以，就出现了孩子不补习、学习跟不上等情况。”杜卫说。
“孩子从星期一忙到星期日，从早晨忙到晚上。哪怕寒暑假，不少孩子从学校的课堂出来，又进了各色培训的课堂，孩子接触社会、家庭沟通、亲情培育等问题被忽略，他们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一定影响。”杜卫说。
“这个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关系下一代成长，不能回避。虽然教育部门也下过不少文件来治理，但我认为一定要综合施策才行。”杜卫说。
“补习教育现在是一个大产业，很多人想分一杯羹。”有委员接话。“如果不允许开补习班，它们会转变形式，转到地下或家里。这问题的根子还是升学标准过于单一。”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委员说。
“补习热”的话题，随即掀起讨论高潮……
组数据我国中小学生写作业时长每天2.82小时是全球水平的近3倍
2020年12月19日，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平台“阿凡题”发布《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报告显示，近3年时间，我国中小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长由3.03小时降低为2.82小时，但2020年的最新数据仍是全球水平的近3倍。同为亚洲国家，我国中小学生写作业时长是日本的3.7倍、韩国的4.8倍。
就国内不同地区的情况而言，湖北黄冈和上海的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间最长，超过3个小时，并列全国第一。然而，三四线城市的学生写作业时长也正逐渐与北上广趋于一致。
该报告还显示，近8成家长每天陪孩子写作业。学生年级越高，家长陪写作业的时间越长，有7%的高中生家长每天陪写作业超过4小时。陪写作业已成为中国家长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亲子关系的杀手，数据显示，有3/4家庭曾因写作业“开战”。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约1.42亿人，家长翻倍，要是算上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老师们，被裹挟进“作业”洪流中的成年人，称得上浩浩荡荡。
此外，还有大量学生及家长掉进课外辅导培训的“泥沼”。中国教育学会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尽管各地存在价格差异，但“补习家教费用”在家庭开支中的份额不断攀升已成普遍现象。而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有的家庭教育培训支出甚至已经占到家庭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专家观点学校和课外补习机构应各司其职
每逢周末全民补课，孩子和家长不在补课，就在去补课的路上。中小学生课外负担为何重？减负减得越多越好吗？减负究竟应该怎么减？
中小学生课业压力和负担来自哪里？教育专家、西安交大韩城基础教育园区总校长刘鹏认为，由于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稀缺性，所以中考、高考明显是带有选拔的性质。但选拔性考试，必然带来应试教育。最常见的就是“双冷教学法”，即冷怂（陕西方言，意为“不停地”）地上课、冷怂地布置作业，除了课外作业多，家长还会积极主动地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寻找课外补习机构进行超纲、提前、应试强化授课和训练。
减负喊了很多年，为何减不下去？刘鹏认为，现行的减负措施存在几个误区：第一，认为让学生早点放学就可以减负，事实上缩短在校时间，把学生推给社会、家庭，只能给家长带来更大的负担；第二，认为降低课本难度就能减负，事实上难的是试题；据此，有人认为降低考试难度就能减负，但事实上一份缺乏难度的试卷就会失去选拔考试的意义，甚至带来招生录取的严重混乱。
那么应该如何帮助学生科学合理地减轻课业负担呢？刘鹏认为，一刀切式的机械性减负在实践中都会成为一纸空文，最合理的方法应该是：学校切实承担学生学习的主导责任，不能缺位；课外补习机构作为补充，承担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切忌越俎代庖。我们必须形成共同认知的是，民办补习机构不应承担教育的主体责任，家长应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孩子的学习状况合理选择，绝不要盲目跟风。追求素质教育与应试效果完美结合，才是大多数家长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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