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一则极简的新闻，说浙江泰顺竹里乡有座书院，以能背诵30万字中西文化经典为基本招生条件；再佐以若干张图片。以其过简，便检索了一下他们的“学制及招生简章”，发现背诵还伴以苛刻条件：“每本经典皆需整本通背、连背，背诵时咬字清楚，语速以可辨字音为准。连背之标准，以全本顺畅为佳，若有错误或停顿十秒以上，可提示，每五千字至多提示一次，每一万字再加一次为通过。如《老子》五千字，可提示一次，《论语》一万五千余字，可提示三次加一次，为四次，以此类推。”从他们将“背诵”视为“学力”这一点似不难推断，此基本条件比拼、推崇的实际上就是记忆力。
记忆力好，从来都是国人津津乐道的一项本领。过目不忘、过目成诵早成了成语。《晋书·苻融载记》云，苻融“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王粲是谁呢？“建安七子”之首。《三国志》载，王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闇诵乎？”曰：“能。”于是“背而诵之，不失一字”。《啸亭续录》云齐次风，“貌清癯，村俗之状，见于眉宇。性强记，诵《十三经注疏》，不遗一字”。《郎潜纪闻四笔》云徐乾学，甚至能“横阅碑文”。前人解释不了这种超强的记忆力所从何来，便归结为神秘力量的庇护。唐朝张说当宰相的时候，“有人惠说二珠，绀色有光，名曰‘记事珠’。或有阙忘之事，则以手持弄此珠，便觉心神开悟，事无巨细，涣然明晓，一无所忘”。
如今提及陈寅恪、钱锺书诸先生，即便是相熟的友朋，也不免惊诧他们的记忆力之强。金岳霖先生回忆，有一天他到陈寅恪先生那里去，有学生来问一个材料，陈先生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古人有这种本领的也很多。《墨客挥犀》载，北宋目录学家杜镐“博闻强记，凡有检阅，先戒小吏某事在某书第几行，取视无差”。北宋历史学家赵彦若也是这样。有一回，“馆中诸公方论药方，有一药不知所出，虽掌禹锡大卿曾经修《本草》，亦不能省”，这时有人说问赵彦若吧，果然，彦若对曰：“在几卷，附某药下，在第几叶第几行。”
必须承认，那些卓有建树的学者往往都有天才般的记忆力。如清朝学者钱大昕那种著名的不用说了，王国维次子王仲闻先生一直寂寂无闻，新近读到不少人士的回忆，知道这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华书局临时工，竟是《全唐诗》的审订者、《全宋词》的修订者！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宋人笔记，只要向他提出问题，无不应答如流，甚至一个普通作者的一句普通宋词，他也能写出全文！至于相熟的人们戏称之“宋朝人”。不过我们都应当清楚，对前辈学人而言，单纯的记忆力却也仅仅属于雕虫小技，他们杰出成就的取得，端在于治学方法。不少人刻意强化钱锺书先生“照相机般的记忆”，杨绛先生便曾撰文指出，他本人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钱先生的笔记手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将中文部分影印成了20册，2015年将外文笔记影印成了48册，洋洋大观。因此，我们看待前辈学人，不要一味盯着他们先天禀赋的一面，更要看到他们后天刻苦治学的一面。盲目地推崇他们的记忆力，无异于舍本逐末。
泰顺这家书院办了多久，成效如何，我们一概不知，媒体津津乐道的单只背诵这道门槛，恰恰遗漏了人们应该知道的东西。我不是存心要泼冷水，但想提醒一下，把记忆力看得无比重要，入学后又是“以自学为主”，小心培养出来的只是“两脚书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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