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四年河北高考分数线 跌宕人生 ---(二)

1984年高考理科 录取分数线 最低录取分数线是452，文科是477。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平均在630左右。

理科总分是710分，其中：语文120，数学120，英语100，物理100，化学100，政治100，生物70,总计710分，文科总分是640分，语文，数学都是120分，英语，历史，地理各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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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志愿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指考生所选A、B、C、D等志愿，他们之间是平行关系。将达到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按考生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由计算机对每个考生所填报的平行院校志愿，依次检索。

平行志愿的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而传统的顺序志愿则是根据“志愿优先，按分排序”。 平行志愿投档 时，根据有关高校提出的调档比例，按照投档原则进行投档。

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教学体制改革，学制由1978年前的两年制改为1979年后的三年制，设初一、初二、初三三个年级。学年制的开学时间也进行了调整，由春季入学改为秋季。全国从初一年级开始，增加了英语课。当时，专职中专学历的教师奇缺，语数教师大多是高中毕业的老师，有一部分是中专中师毕业生，极少有大学生。英语课是新开的科目，各个学校老师中几乎没有人谁会说英语，更不用说有专业了，因此，全县各农村初级中学的英语老师，几乎全由清一色的彬师乾师民教班毕业生来担任。民教班是六七十年代，为解决当时农村中小学教师短缺而设置的一种临时性招生途径，招生对象主要是文革以后担任民办教师的往届高中生，他们由咸阳地区教育局统一招生考试后录用，毕业后安排正式工作，享受全日制中专待遇。这些教师文化程度不高，但功底扎实，工作认真负责 ，敬业精神很强，是那时学校的主力军。我的英语老师席伟儒就是这支队伍中打造出来的一颗耀眼的教育明星，他凭着自己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靠着顽强的自学毅力，收听广播，购买各类英语磁带，阅读了大量的外语书籍，由一个民办教成长为一个全国优秀教师，一步步走向了教育教学的大讲堂，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荣获了城市大学里无数专家人才梦寐以求而一辈子无缘的教育最高荣誉“全国特级教师”金质奖章。

我刚升入初中，就被分配到席伟儒老师的班，有幸得益于他深厚的英语功底，初中三年，我和我的同学的英语基础凸现出明显的优势，刚进彬中就强人一大截。回想起来，我能从一个懵懂的无知少年到象牙塔里的青年学子，再从人民教师转行到国家公务员，这其中他功不可没，心血没白费。

初中三年，除了席伟儒老师严管厚爱我们的情景历历在目外，其他的人和事，在我脑海里几乎没留下什么记忆。唯一留下的深刻印象是，1981年8月31日那个秋雨绵绵的上午，在席伟儒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永平中学八一（1）班41名学生，像一支凯旋而来的英雄部队，整体划一，列队进入彬县中学。在那时升高中极好艰难的年岁里，能有这样的升学成绩和团队，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远比今天高考整班升入大学还有震憾。我们的荣耀，轰动山城，名躁一时。从此彬县中学开这所神圣的教育大殿堂，开启了我高中读书的青春岁月。

二、清贫励志的青年

彬县中学，原名彬州太王中学（据周太王古公��父居豳取名），亦因学校后山坡上有个太山（亦称“泰山”）庙而得名太王中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州夫子庙学堂（宋•范仲淹《��州建学记》）。��州夫子庙学堂，是宋庆历甲申年初春，��州知府范仲淹“奉诏建学…夫子庙甚”“因议改卜於府之东南隅，地高为明，遂以建学”，创建的一所官办学堂。1939年 ，始建彬县中学（起名太王中学），1942年改名彬县县立中学，1950年更名陕西省立彬县中学，1956年改名彬县中学，2018年彬县撤县设市改名彬州中学。彬县中学，自古以来，是西兰公路上的一所知名学校，历史上为国家民族培养出了一批栋梁之材，像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张舜民、明代户簿侍郎闫本、清代翰林学士王吉相等等，近年来清华北大学子也不少见。因此，学校名闻遐迩，学生趋之若鹜。

从一九八一年秋至一九八八年初夏，我时断时续在这里读了五年时间的书：高中三年（81.9～84.7），复读两年（85.9～88.7）。八四年高考前两月，因身体原因从理科重点班临时转入文科班，预选失利未参加高考。此后回家一年，一蹶不振。八五年九月，经父母苦劝，开始复读，八六年高考超师专最低录分线7分，因体检被刷落榜了，回家当了半年民办教师，准备了此一生。八七年春节，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招生办主任的我的同乡前辈徐学坤对我家人说“娃是个人才，不可埋没，再努力一把会上大学的”，我当时心灰意冷，死活不去，就在家帮父母务农，半工半读坚持自学，当年以社会青年身份参加了高考，超出专科录分线17分，照样因身体原因未被录取。接连两次打击，我彻底绝望了，不想与高考再有任何瓜葛，准备外出打工或另谋出路，随南下大军去广东打工挣些钱，为父母减轻生活压力，补贴些家用，也算尽到了一个儿子应尽的义务。但我那令人尊敬的徐学坤局长，春节过年专门到我家来把我父母训斥了一番，开导我说“不要因身体原因就自暴自弃，关键是咱没学下，分数还不高，来年超出分数线五六十分再录不上的话，我给你在城里寻找一份工作”，他给我还讲述了我县理科状元顷战学（曾任县统计局副局长）的高考感人事迹，让我向他学习，战胜自我，夺得高考好成绩。听后，我答应再拼一年，向命运挑战，发起我人生高考的最后一次冲刺。八八年高考，我终于以超出咸阳师专最低控制分数线56分的成绩进了我不想去的师专。当年陕西师范大学文科录分线才在478分，而我以高考513分成绩屈居师专，比我分数低26分的北极镇我的一名同学却被陕师大顺利录取了。在当时，我那个分数段是很难得的，是用血汗换来的，来之不易。那年月，高考录取率仅为高中毕业生的8～16％之间。尽管我有好成绩，而我最终又一次从本科段被刷到专科段了。就这，要不是师专录生老师的惜才破格录取，我今生恐怕将会与高校无缘了，我的人生将会重新被改写。我一定会被牢牢锁定在生我养我的权家桥村那山坡坡上了，也就没有了我后来三年咸阳师专、八年山区从教、二十三年的从政生涯了，也就没有了我这跌宕起伏曲折坎坷的前半生了。

那时彬县中学，条件极为简陋，校舍以土木结构的砖瓦房为主，教室和老师宿舍的房顶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下雨天室内要用洗脸盆接房顶漏下来的雨水，叮叮当当的很是烦人。到了冬天，西北风一吹，墙缝开裂门窗缝隙过大的教室，根本抵挡不住寒风的倒灌，细悠悠的冰风像密织的抽人魂魂的幽灵，将穿着破旧单薄衣裳的师生掏空，留不下一丝丝热量。年龄大的腿脚不灵便的老师一堂课下来，都站不起来了，我们这些血气方刚正青春火热的二十未出头的学子们，除了手脚冰凉，脚指头冻得麻木以外，身体勉强还能撑得着，课堂跳跳绳斗斗鸡就不冷了。学生宿舍更糟糕，通常是用闲置的比教室更破旧的大瓦房来当宿舍使用的。每个学生宿舍三五间教室那么大，宿舍内安装着一个双扇大木门，两边各安装着四扇没有玻璃的用报纸糊着的窗子，靠着室内围墙一圈设置上下两层子木板床，床板上不允许铺自制电热取暖之类的东西（那时电褥子是高档品还不普及，住宿的农村孩子是买不起的，个别家庭条件好点的人家用胶皮电线给娃自制个电褥子。但学校怕不安全便明令禁止不准私自铺用），每层床板能睡五十多个人，每个宿舍最多可住一百至一百二十人，相当于一个连的兵力。

我们班的宿舍在泰山庙（早先叫太王庙），比其他班的宿舍条差，坐东面西，低矮的土坯房，只有一扇门，没窗户，潮湿阴冷，不通风。先前是供奉神像的地方，我们那一级上学时改成了学生宿舍。不知啥朝代什么人在南山半山腰斜坡平整出一亩半大地的地块，建了个庙。住在这里，除了受冷冰的袭击，我们还要承受心灵上的挫残，害怕邪气东西晚间来伤害我们，常常半睡半醒，不敢熟睡，以致于白天上课头脑发胀记忆力不集中，没少挨老师的罚站。因为那年月人们还比较封建信神，我们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难免有时也会生病也会有跌打损伤，由于我们的年少无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睡了神庙。就这样，苦苦支撑了三年，到临近高考的时候，才搬到了山脚下的大瓦房宿舍里去了。

尽管环境这样恶劣，但丝毫未能阻挡我们若饥似渴的求知欲望，我们既能坚守清贫 ，也能暗下决心发奋图强，更能像伟人那样树起“我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是这环境这壮志把我们锻造成才，修炼成人。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总有股亢奋爆满使不完的劲，人不分男女，时不在早晚，人人为求知而战，老师们弹精竭虑倾其所有，学生们聚精会神尽其所能，拼死拼活地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谁也不愿意在这条清苦艰难的励志征途中掉队。那时的彬中，学风很浓，不亚于当今名博天下的河北衡水中学。那时我们满腔热忱胸膛里的青春之火，分分秒秒燃烧着，我和我的同学像一群狂奔的疯牛犊子，带着父辈们的殷切希望，徒步五六十里，从乡下来到彬中，早起晚归，手秉蜡烛，点着墨油灯，啃着从家里背来的窝窝头，喝着灶上半生不熟的开水，死记硬背把所有学科的书本知识装满大脑，没黑没白地你追我赶，面红耳赤的争论不休，不知疲倦的在书山里攀登。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诸多名师的谆谆教诲下，我们脱尽稚气，学有所一成，一步步走向大学校院。

我上彬中的那个时刻，整个咸阳阳市各县区只有彬中的教师队伍最大硬，各个学科都有尖顶人才，还有几个老师是文革时期从北京等城市下放的专家权威，像语文老师陈殿辉黄金来冯耀宗李弦，数学老师刘俊望王国藩刘会英王英儒，英语老师席伟儒催世英朱芳霞，政治老师席鹏飞祝志贤，物理老师陈俊张志亮，地理老师张同录王宏敏，化学老师李宁康，生物老师曹芸，历史老师蒋齐政，体育老师杨益寿张醒民刘民权……等等，都是当时响当当的名师。他们中的陈殿辉、张醒民都是从北京下放来的，陈俊是上海复旦大学青年物理系教师下放的。陈殿辉来彬中之前是《人民日报》文学部编辑，张醒民是国家击剑队队员。这些老师吃了政治运动的亏，在平时的学校生活里，为人十分低调，规规矩矩，有时近或胆小慎微，除了专心致志的传道授业，课后不与师生有过多交流，给当时不谙世事的我们带来一种神秘色彩，我们也只能从他们温文尔雅的儒家的外表上进行猜测他们的神秘。到高三的时候，这三位老师先后陆续调走了，回到了发挥各自才能的岗位上去了，听说陈殿辉老师回了北京《人民日报》，张醒民老师进了陕西省击剑队当教练，陈俊老师在咸阳西藏民院担任副院长。能与这批名师结缘，当他们的学生，是上苍对我们这些饱受饥饿和极端清贫生活折磨的一种施舍和眷顾，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与这些良师益友同呼吸共命运，像行走广袤无垠沙漠里的驼羊吸吮着母亲的乳汁，如若不然，我们就会面临被时代洪流淘汰的危险，要么因荒废青春不求上进而枯竭，要么因方向迷失不学无术而偏航，因为那些年月文革刚刚结束，高考制度恢复才三四年，学校里“反击右派”“读书无用论”的风气还比较盛行。这些风气或多或少影响着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好在时任彬中校长袁古迹是一位头脑清楚、干练精明、为人正直的治学派领导，顶着上边的压力，不让学校净土受政治冲击，给师生千方百计的创造“力求上进、严谨治学”的宽松育人环境，明令禁止不许师生参加社会上不利于教育教学工作秩序的各种活动，才使得我们能够静下心来专心学习文化知识，才使得彬中的教育质量持续提升，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那些年高考，彬中基本上每年都能送走两三个清华北大学生，马可非、马向阳、史文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他类似于今天985学校国内的知名学府的录生比例，远远高于今天的彬中。我的同班同学刘彬社，水口镇人，当年应届就考入了南京大学中文系，至今在陕西电视台担任新闻部主编。也正是得益于这股正气凛然的学风，才使我鼓起勇气累败累战最终走进了象牙塔，成就了我后来小有成绩的事业。

彬中读书的时候，与后来影响我一生的几位老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的人品和处事风格至今还在不时的烙印着我的思维。这第一个便是我的语文冯耀宗，他性格直爽，疾恶如仇，为人正派，不随波逐流，敢于抨击时弊，时常有文学作品发表在国内各大报刊，他的“冯氏作文教学法”被华东《作文报》推广宣传，名噪一时，被学生追捧为彬中的“鲁迅”。他虽只有高中学历，但文学功底深厚，文笔十分厉害，言辞灼灼，学校内外无人能敌。他对学生要求极严，几乎所有的名篇名诗必须要能熟记于心，谁背不过或者上课不认真听讲，他当即就不留情面，就会口若悬河、引经据典，语不带脏，劈头盖脸一顿训斥，批得犯了错的人无地自容，汗颜满面。以致于他的课，无人敢无顾旷逃，更不敢有小动作，人人正襟危坐，生怕来个狗血喷头自讨苦吃。他最拿手的是作文，能够从文章的三大结构――――“凤头”“猪肚”“豹尾”给我们手把手传教，文章怎么开头、怎么展开、怎么结尾，他在黑板上现场粉笔示范作文，又结合课本里的名篇认真剖析，让我们从中体悟写作的真谛。他常说“写一篇文章就像化妆一个人，先要看整体形态有无人形美不美，再从头部看是否五官端正眉目传情，再看腰身胖瘦是否得体，最后再看腿脚是否完备姿态自然，如果这三部分都妆扮到位，那才算化妆师完成了一个好作品。写文章也是如此的道理，没有捷径可走，必须持之以恒多看多练，一定要把好这三关。”时隔多年，他的这些文章经，一直指导着我在从政的间隙里书写生活，积累人生阅历，丰富我的经见所闻，培养了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使我终生受益。我可以坦白的说，如果没有冯耀宗老师给我传授写好文章的真经，就没有我写文章的能力，也就没有我以文从政的出路，自然也就没有我今天的从政生涯。从冯耀宗老师那里，我除了潜心学习他的写作技法技巧之外，我还从他身上学到了堂堂正正做人那股刚直不阿的性格。我经历过教育系统、纪检委、乡镇、机关工委、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多个单位重要或主要领导岗位的锻炼，也尽心尽力干好了本职工作，打造了彬县侍郎湖景区、建设了标准规范的党政机关党员党性体检中心、组建了全省高标准县级退役军人服中心………等等，给我在职在岗时的不同时期的县上主要领导争了光，撑了体面，也在干部群众和服务对象中落下了好的口碑，我今生无憾矣。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恩师冯耀宗老师呕心沥血的付出，以及他身上人格魅力的循循诱导，他教会了我从文，教会了我做人，教会了我干事创业。

我的另一位大恩师，便是我的班主任兼政治课老师的席鹏飞，他是我生命中恩人，救了我的命，供我上完了高中，挽救了我风雨漂摇的家庭。席鹏飞老师人很干舒斯文，讲话逻辑性强，谈吐文明，慢条斯理，是学校里不多见的典型知识份子的形象。他个头不高，脸面方圆红润，头毛浓密分开后梳，脚上的黑色皮脚油光发亮。由于他兼职县律师司务所律师，经常戴着一个黑边的斯文眼镜，气质更加文儒可亲。高一到高三，他一直是我的班主任。由于我上高中那段时光是我家庭特别困难的时期，读高一时，母亲身患大病在西安住院长达半年之久，我因眼伤在西安治疗一月有余，弟弟在舅家寄养跌落了崖跌折腿。上高三时，父亲为偿还我和母亲治病所欠下的巨额债务，贷款买了辆手扶拖拉机去西安八府庄砖场给建筑工地上拉砖，撞伤了人赔了人命，给我本来债台高筑一贫如洗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使正在面临高考的我雪上加霜，整日里以泪洗面，无心学习。那段时间，我上课常常思想不集中，下课独自一人靠墙角走，真是生不如死，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和希望，我真不知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家里也乱成一窝粥，在我祖父的安排下，我兄弟姊妹四个人，分别被大伯、三叔父、五叔父领养，拉扯养命。我被三叔父领养，父亲和母亲自讨生存之道。整个家庭到了支离破碎的境界，谁还有能力供我继续上学？席鹏飞老师得知我的境遇后，及时开导我，用自己节余不多的积蓄，在学生灶给我办了饭票，包揽了我每月的生活用度，还坚持每周给我五元钱的零花钱，让人不要在同学们面前短精神，鼓起了我克服困难好好学习的勇气，使我从最困难最阴暗的那个艰苦的岁月里获得了重生。从他身上我找到自信，找回了战胜困难的勇气，锻炼了逆境中生存自保的本领，使我在后来的每一个坎坷面前能够从容应对，阵脚不乱，逆袭成功。如今，每遇席鹏飞老师时，我总能感觉到我们之间有股父子般的亲情相互共鸣。我总觉得我欠他的太多，本想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给他以丰厚的回报，但苍天弄人，我工作以来，没有什么大的作为，2013年5月又身患大病，使我至今无能回报予他。我觉得我对他来说，是一个罪人，如若今生不能回报他，我会悔恨终生的。我想在我退下来的这几年，有所作为，好好报答他老人家，尽一点为学生为人子的孝顺。

难忘的恩师中，还有我表叔席伟儒、我表哥李宁康，以及我高中复读时的文科班班主任王英儒三位老师，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我的学习、生活等方面给予了父兄般的关怀，他们用大爱无疆的善良和胸襟，包容了我的过错，助力了我孤苦无援的困顿，将我一把一把从万念俱灰的泥潭里拯救了上来，助推着我向人生的未来阔步迈进。正是有这些恩师们的无私关爱，才使我在青年的困顿交加中自强不息，浴火重生，脱胎换骨，成长为对社会有益的一个有用之人。

恩师养育之情难忘，同学手足之情也是刻骨铭心。彬中那几年，我因身体原因自卑心理很重，性格孤僻，不愿与同学交往。遇到异性同学，更是躲的远远的，不爱搭理。我总觉得谁靠近我，便是取笑我到欺负我，或者有其他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同学们都叫我“冷面人”。但有两位心地善良的女同学，让我至今不能忘怀，她们是我复读时遇到的黄文娟和郝莉理。

黄文娟，韩家镇黄白村人，小我两岁的乡党，低我一个年级，个子中等，精干伶俐，人长得漂亮，是我85年开始复读在文科班认识的。她8岁时丧了母亲，被父亲卖到我家乡黄白河一个徐姓人家做童养媳，读高中的学费书费，由父亲和婆家共同担付。所以，她很勤奋努力，想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逃出婚姻的牢笼。我俩同班时，因我年长于她，多念了一年书，学习功底比她厚，遇到她不会的题就常常辅导，又因当时我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与她童养媳的命运异曲同工，我们慢慢的熟悉了，开始交往起来，在学习生活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到我复读第一年高考时，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但苍天不佑，因高考难度太大，当年应届她就落榜了。由于她父亲拿不出高昂的学费，婆婆家又逼着要娶亲，我因体检也没被录取，又拿不出供她上学的钱，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她失学。为了逃婚，她高中毕业后就外出西安打工去了，临别时把她的所有学习资料给了我。就这样，我们很无奈的相别了。但她对我的那份关心关爱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使她燃起了我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使我体悟到了纯洁而真挚的同学情友情，为我在后来的大学里与同学交往相处，打开了我战胜自卑自我革新的心结。可怜这么好的人，即使远在西安打工三年，最终也未逃出她父亲手掌，88年我上大学的那一年“五一”节，她被生她养她的父亲送给了交通不便深居山沟里的婆家。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她女婿也来西安火车站摆菜摊卖菜，一家三口在火车站附近的尚俭路租了间房子共同生活。这些都是在1991年10月国庆节之后的一天，我出校门准备回家去吃饭时偶遇到她，才从她口中得知的事情真相。难怪我上大学那几年给她去了几封信她都没回，原来她一点不知情，这些信被她父亲严严实实的扣了。那时，我已读完三年大学毕业回乡开始在家乡中学执教，家里人正在紧锣密鼓地给我张罗说婚事，初步有了点眉目，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准备再过一月结婚。她听说后，目光呆滞，看不出任何表情，只是弱弱地问了我一下“看需要帮什么忙不？我在咱镇上街北头开了个裁缝店，缝制结婚新棉袄棉裤时，我给你做。结婚日子确定了，及时通知我一声，我来行个情。”说罢，转身离去。看着她渐行渐远的瘦小的背影，我眼睛模糊了起来，我仿佛看一个弱小女子被人捆绑着架上了封建婚姻的绞刑架上，而她却无助地走向了命运的深渊。因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不愿回乡教书，将精力全部用在跑人事上，加之当时自己手头无积蓄，不愿过早的娶妻生子，我的婚期就推迟了一年，定在第二年农历10月18日举行。结婚时我穿的新棉袄棉裤，是做利用两个晚上加班加点赶做的。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手给我做的事情，除此之外，我们再无来往。我高中时代第一个与我相识相知的女孩，就这样在生命里画了句号，让我好不痛惜。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错？是人的因素，还是那个特定的时代？之后这二十多年间，2009年10月家门兄弟养大棚鸡时她寻我帮过忙之后，我们再无联系。前两年听人说她在西安做瓷器生意，赚了些钱，给儿子和她买了个地方，现在和儿子儿媳一块过。听到此消息，我心里平静了许多，我在心里默默的祝福她余生平安，幸福安康。我祝福我们那个时代遭受过苦难，有同样经历的人们晚年幸福！

郝莉理，县城文昌巷人，工人家庭出身，当时父母在东街电厂上班，她是家里的长女，小她三岁的弟弟那时正在上初中。在当时，一个工人家庭供养两个孩子上学，也够吃力的。我与她相识，是在87年秋季那学期开始的，那是我第二次复读。当时我插入王英儒老师代的八七（6）班，我与她成了同桌。她个子高挑，人体型较瘦，身穿红绒外套，不爱说话，学习一般，但人缘很好，心地善良，不像城里其他女孩看不起乡下人，倒是隔三差五地在过节的时候给我从家里拿好吃的。那年月，我饱受了忍饥挨饿的滋味，吃的东西对我很有吸引力，那东西能填宝肚子。通常双休天的时候，我们乡下来的几个好伙伴，偷偷跑到北滩里―――今天彬州城新区那一带，去偷摘老百姓田地上的梨、苹果和大晋枣。常常战斗上一大天，能摘回来几蛇皮袋子（50kg尿素化肥袋），吃上多半周。说到这里，我要感谢那时彬县城里特别是老北街村北滩有果园的那些农民伯伯们，是你们的果园救了85～88年在彬中读书吃不饱饭的原上来城里读书的穷孩子们的，如若没有你们的慷慨大方，我们无论怎样节衣缩食都是无法度过那个饥荒年代的。因此，每当郝晓理给我拿东西吃的时候，我心里既难受又温暖，有股酸酸甜甜的感觉，我觉得自己一个男孩随便接受一个女孩的食物不够志气，但我饥饿啊，我空瘪的胃囊经不起热腾腾麦面馍散发出来的麦香的诱惑，最终在一阵推来让去之后，还是欣然地接过她手中的馍，三下五除二地吞下去了。我吃的时候，她就用右手撑着下巴静静地看着，看到我吃完为止，才开始慢慢的收拾包馍用的塑料袋子，边收拾边说“拿的少了，下回给你多拿点吃”。我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胡乱摇着头，“不少，不少。不要拿了，你家里人多，你爸一个人工资也不容易，以后不要拿了。”我不想在一个女孩子面前失掉男人的自尊，也不想让她记着我这狼狈不堪的吃相，因为我从心里把她自己一个亲妹子看待。我不想让她从心底里看不起我，我要自强自爱，好好读书，将来有机会了一定好好帮帮她，永远把她当亲妹子一样对待，盼她一切都好，毕业后寻个好人家，过个好日子。

时间一天天的过着，转眼到了当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过节，学生灶上改善了生活，在水煮白菜里加了些肥猪肉片，每个学生碗里能吃出一两片肉来，已经是很不错的待遇了。要知道那年月，农村好多家庭过年都吃不上肉。这天午饭，她来的特早，我刚从灶上打回来两个玉米面馍和一碗水煮白菜，正埋头猛吃。冷不丁，她从怀里的馍包包里掏出4个肉饱子，悄悄地塞给我让我吃，我装作没看见，她就用胳膊碰撞我。我接过肉饱子，她忽匆匆从后门走出去了，说有急事回家，下午不来了，让我日后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学习，以后好报答家人，给她能娶个好嫂子。就这样，她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回来………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这年年底放寒假时，同学中才有人说她中秋节那天有人来家里提亲，为了供给她正上初中的弟弟好好念书，她父母把她许配给他们电厂一名同事的孩子了，中秋节那天她到学校来了一趟就跑了，一个月后才在咸阳她姨妈家里给寻回来了。不过，她是个孝顺女子，为了家庭，她面对了现实，最终没能扭过她的父母，当年腊月初八就结婚了。那个中秋节之后，我们再未见过面，直到2018年我在机关工委工作的一天中午，她到团市委来给上大学的女子联系暑期见习的事情，我们碰了面，谈了些往事，才知道她后来也在电厂上班，后又因生二女儿得了严重的月子风湿病，不能下地瘫在床上一年多，工作也就没了，失业在家靠给银行看大门度日子。面对她黑瘦单薄的身体，我实在不敢想象这些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她笑笑说“习惯了！”随后就拿着大学生实习登记表，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市委大楼。看着她消失在大门口的背影，当年她那句“好好读书，为家人争光”的声音在我耳旁久久回荡……我真弄不明白，我的这些女同学到底惹谁来，为何就这样一个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她们也有掌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为何要随波逐流、放弃抗争呢？但我相信，随着她两个女儿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她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衷心祝愿她好人一生平安！

清贫坚毅的高中三年，就这样在我尊敬的恩师的关心帮助下，在我手足兄妹的同学情谊的滋润下，1988年9月12日，我冒着绵绵细雨，搭乘着彬县通往咸阳的班车，来到污泥满地的咸阳师专，即将开始我青春第二阶段的新生活。

（未完待续）